文·吴国盛

    人物纪事〉〉〉

    新和的突然离去带走了他的世界。然而，他的世界是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亲朋好友们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的世界的突然消失，撕裂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世界出现巨大的空洞，甚至一时暗然无光。于是，无比巨大的被撕裂的痛楚、生活的无意义感从四面八方袭来。悲伤笼罩着我们。怀念只是为了抚慰。

    我和新和的相识、共事、相交始终与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是与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密切相关。我们在1983年9月香山召开的第3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相遇，在1985年5月香山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熟识。那时我们都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新和已经先我一年来此工作。直到1999年我调回北大，我与新和有13年的共事关系。他先是室党支部书记，后成为副主任、主任。在哲学所工作期间，邱仁宗老师让室里的年轻人参加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我自己参加了第5次（1987年，成都），第6次（1993年，新乡），第7次（1995年，太原），第8次（1997年，武汉）的工作。新和来哲学所早，离开得晚，参加了自第4届（1985年，北京）以来的历次会议的筹备和会议组织工作。在1999年广州召开的第9届会议上，新和担任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9年武汉召开的第14届会议上被推选为主任（理事长）。可以说，近二十多年来，新和一直是中国科学哲学学术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是寄托了新和和我这代人学术理想的一份杂志。1980年代，它曾经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也是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界学术品位的示范基地。我们的处女作都发表在这里，1985年香山会议也是《通讯》杂志社主办的。1990年代新和和我曾经一度兼任杂志科学哲学栏目的编辑。2001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之后，开始介入杂志的编辑工作。2009年被任命为杂志主编后，更是把重振杂志雄风、再现昔日辉煌作为自己的使命。新和多次私下跟我表示，从人文学院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杂志上，要守护好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家园。言犹在耳，人天两隔。每念及此，悲从中来。

    新和是我厚道的兄长。1987年的成都会议期间，他带领我们几个小青年做会务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在杜甫草堂门前会餐。因酒后与邻桌青年发生口角，最后引发了斗殴。结果是打坏了十几个板凳，引来了派出所民警，以赔偿店家损失告终。新和一直非常理性地劝架，反而被打坏了牙齿和手表，而其他人均未受伤。我相信正是他保护了我们这些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兄弟。

    新和是我的学术同道和战友。1980年代中期前后，有一群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聚集在《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们（许良英、范岱年、赵中立等）周围，思考和争论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中国的未来，新和和我也活跃在这个“爱因斯坦学派”之中。我相信，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学术生涯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我们对学者的使命、学术的品质有共同的体认。1992年1月，我参与创办了新和一直主持的“北京科学哲学论坛”，第一次报告就是我主讲“论宇宙的有限无限”。1994年，新和积极支持我组织了长沙西方自然哲学史会议。2002年，他把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新译本交与我主编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出版。几十年来，我们总是在学术上相互支持，在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心照不宣，在针贬学界恶劣风气和社会黑暗面时爱憎分明、同仇敌忾。

    新和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谦谦君子。新和谦和、低调，平静、稳重，但他内心其实满怀激情。开会聚会时，他从不急于发言，但一开口却总是满含幽默和俏皮。1985年的香山会议是我们这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难忘的盛会，不仅因为这次由研究生们自己组织的会议，思想极其开放、观点极其尖锐，而且因为会议气氛极为热烈和活跃。我记得在会后联欢时，新和和我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把场面气氛推向高潮。在此后数十年的多次聚会时，新和多次跟我提到那个场景。现在想来，这首欢乐颂的确可以表达新和对学术的热情、对中国科学哲学界同仁的感情。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我抄下这首席勒的诗，献给新和的在天之灵，愿你在天堂永享欢乐。

    编后 胡新和是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的多年好友，原为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的研究和教学，曾翻译库恩的书籍《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今年5月，胡新和教授突发心脏病而逝，年仅58岁。作者几次撰文追念，我们也可借此文感受这位学者的治学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