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话〉》

    文·陈子善

    屈指一算，研究郁达夫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果从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订《郁达夫忆鲁迅》出版算起，已有整整三十一年了。尽管成果不多，进展不大，但有一点足堪自慰，作为研究者，我与达夫的子女和后人一直保持着虽不十分密切却很融洽的交往。

    由于地理的原因，我与达夫长子郁天民先生、次子郁飞先生来往较多。曾多次到富阳拜访天民先生，到杭州拜访郁飞先生，多次与他们长谈，多次在郁达夫研究上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当然，也有不同看法的交流和探讨。尽管如此，因为话题大多围绕达夫展开，我对他们两位惨痛经历的了解反而不是很多。而今，天民先生早已作古，郁飞先生远在美国而且患病，想再请教他们也都不可能了。

    这就该说到郁黎民先生这部感人至深的回忆录《我这一生》了。黎民先生是达夫先生的长女，今年已高龄89岁。我1985年秋到富阳参加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与黎民先生相识。以后又数次在富阳见面。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天民先生曾告诉我：姐姐是教书的，与你同行。这使我对这位同行前辈倍增敬意。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黎民先生像她几位弟弟一样，也继承了父亲的文学才华，是一位出色的女诗人，文章也写得好。及至最近读到她的《郁黎民文存》，读到她的《我这一生》书稿，我才发现必须重新认识黎民先生。

    在《我这一生》中，黎民先生以饱蘸感情的笔触，追忆了父亲郁达夫、母亲孙荃、大伯父郁华、二伯父郁浩、丈夫邹陔笙、弟弟郁天民……追忆了自己从童年直到老年，曲折的、磨难不断而最终仍有欢笑的人生历程，写得真切生动，催人泪下。

    拜读《我这一生》之前，虽然我对黎民先生那代人先是身处乱世，后又遭遇“文革”浩劫的经历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她吃过那么多苦。她作为女儿，其实跟父亲没见过多少面。抗战爆发，达夫送王映霞和郁飞、郁云两子回富阳避难，与她最后一面，父女竟“相逢如陌路”，读到这里，不能不唏嘘不已。黎民先生自小在外闯荡，当过抄写员、报社校对、战地记者、会计等等。在炮火连天中独自艰苦地谋生，好不容易在浙西一师高师部求学毕业后与深爱着她的邹陔笙喜结连理。1949年以后，她随丈夫在湖南担任中学教师，从语文教到数学，还担任班主任，为培养祖国花朵尽心尽力，尽管也已备受歧视。“文革”风暴骤起，她一家又成为“被押解的囚犯”，赶回丈夫老家务农改造，以至她一度萌生去意……黎民先生的种种不幸遭遇，正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

    《我这一生》不仅写出了黎民先生一己之坎坷命运，也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她对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孙荃》《再忆我的母亲》二章，对母亲对达夫的一往情深，对母亲含辛茹苦培养达夫骨肉成人，追忆至为真切，虽然只是点点滴滴的小事，对认识孙荃夫人其人其诗其事却不可或缺。

    尤其是书中对1985年夏秋北京郁达夫纪念会和富阳国际研讨会，记述甚详。达夫八个子女在达夫殉难整整四十年之后首次相聚于北京，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感慨万分。而富阳的研讨会，有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唐弢、黄源、王西彦、杨纤如、范用等达夫生前友好、文坛前辈出席，盛况空前绝后。我虽然也有幸与会，但时光悠悠，当时的具体情景已难以记忆。而《我这一生》中记录了黄源、楼适夷、柯灵、许杰、杨纤如、汪静之、唐弢等位前辈的发言摘要，弥足珍贵。我不但得以重温，而且再次从中发现这些发言的重要价值。黄源追述达夫与鲁迅的交谊，柯灵阐发评价作家的“三个环节”，许杰回忆与达夫一见如故，汪静之赋诗赞扬达夫“绝无虚伪真名士”，唐弢检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达夫评价不足，直至今日仍会给研究者以莫大的启示。

    除此之外，《我这一生》中还有不少回忆颇堪注意。如黎民先生写到1939年在浙西一中求学时，受到国民政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的照拂，贺扬灵是达夫在武昌师范大学执教时的学生，著有新诗集《残叶》等；如1949年郭沫若给“黎民世侄”的半通书简残页；如1962年9月29日冰心在《光明日报》发表《郁达夫<满江红>词读后》对她的触动，引发她撰写悼念达夫的诗文（书中误记作1965年），等等，都是郁达夫生平和研究中不应该忽视的一鳞半爪。

    总之，黎民先生这部《我这一生》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一读的。作为后辈读者，我有幸先睹这部书稿，写下这些粗浅的感受，表达我对作者的感谢和敬意。同时，我由衷祝愿黎民先生健康长寿，期待下次见面，再共话达夫和孙荃夫人，这是我们共同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