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观察家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消息引起热议。有评论认为，施一公当选美国院士并不能否定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的公允性。据称，当年他落选中科院院士，原因不在学术水平，主要是“回国时间短，对国内贡献小”。其潜台词是，1967年出生的施教授还年轻，只要努力还会有机会。还是那句老话，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而现在我们要求这些科学家在祖国待的时间还要足够长。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7年，李爱珍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时，也不是中科院院士。但显然，由于《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的原因，施一公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更大。

    施一公当选美国院士引起的讨论，表面上看是院士评选的评价机制问题，而实际上反映了创新文化的“包容性”问题。从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名单来看，当选者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从目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这些中国科学家来看，似乎并没有谁称得上是“美国人民的老朋友”。

    由此看来，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评选更看重的是学术水平，有一个更纯粹的“科学共同体”标准，科研成果是否是在美国做出来的并不重要。显然，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反思的内容——只有更具包容性，才会更具吸引力，更具竞争力。

    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过程中，包容性的“创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突破，目前已经有几名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国内的大学、科研机构担任全职教授甚至所长。但从总体上看，加强科技管理体制中的“开放创新”，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不妨从改革和完善院士制度入手，进一步破除那些有形无形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完善遴选机制，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更加开放的心态选人用人。这的确是一个既要“触及灵魂”又要“触及利益”的难题，但如果能够取得突破，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都将向前迈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