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访谈

    一方面，种业企业自身较弱；另一方面，种业优秀的人才、技术、资源等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种业突围，路在何方？

    鸡蛋和石头，曾是对国内种业公司和国际巨头种业集团的形象比喻。

    中国有6000家种子企业，2010年，排名前20的种子企业销售总额却不及美国孟山都公司的20%。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告诉记者，“实际上，中国科研院所育种能力很强，整体水平虽与少数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与第二世界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并远远超过第三世界国家的育种水平”。

    一方面，中国拥有强大的种业科技研发能力，另一方面拥有众多弱小的种业公司，这让中国种业的突围变得迷雾重重。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来自政府、企业、院所多个代表委员，共话种业出路。

    企业和院所实力悬殊

    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这个著名的“国务院8号文”明确了种业发展方向。

    “国务院8号文关键提出了两个分离，即商业化育种和基础性育种分离，科研单位育种和种业企业育种分离。”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农业委员会主任吴沛良说，“商业化育种交由企业来做，基础性育种交由科研单位来做，同时，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事企脱钩’。”

    但据记者了解，“国务院8号文”发布后，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进程依旧缓慢。

    据了解，目前政府对科研项目投入大部分资金落到科研单位，企业很少沾到边。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登海坦言，最近两年，自己企业拿到的科研项目依旧非常少。

    “一方面，种业企业自身比较弱；另一方面，目前种业优秀的人才、技术、资源、平台、设备、材料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让院所的这些资源向企业流动、汇聚，需要一个过程。”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镇江市农科所研究员赵亚夫说。

    1978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始。

    “改革对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研究机构，实行不同的拨款办法和管理办法，逐步减少事业费拨款而加大对项目的资助。”赵亚夫说，这实际是在鼓励科研院所卖种子，承担了商业化育种的职能。

    中国种业市场化进程起步于2000年《种子法》颁布后，由于起步晚，大多数种业公司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足。

    “种子企业发展缓慢，原因还在于市场容量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种子市场徘徊在100亿到500亿之间，再加上农业投资周期长，进入市场的大企业就更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书平说。

    由于没有实力雄厚的种业企业，“如果过快地将科研院所的资源向企业汇聚，一方面削弱了科研院所的实力，另一方面企业又不能有力地扶持起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万建民担心。

    政策如何落实是难点

    虽然有这种担心，万建民也认为，“国务院8号文”非常及时正确，“要与发达国家的种业巨头抗衡，必须整合资源，培养领袖型企业。”他说。

    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国，按预测，未来10年全球的种业市场份额有500—80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种业占80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市场。而据了解，在发达国家，种子企业并不多，但重点分明。法国仅拥有74家育种企业和232家种子生产企业，其余9000家皆为种子分销企业。

    与国内种业相比，国际种子公司普遍在科研和技术创新上投入重金，建立健全一套激励创新制度。其科研经费投入一般为年销售额的8%—12%。

    “去年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7%,这在国内属于投入较多的。”王书平说，去年自己的公司排名全国第10。

    据了解，跨国种业更有实力聘请高水平的研发人员。“而让国内的科研人员来企业任职，还需要一个过程，”王书平说，自己企业现在聘用的20多个来自院所的人员，多是院所的退休人员。“来企业任职，科研人员的观念还没有转变，同时待遇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他说。

    “培养领袖企业，需要从国家层面给予大力支持。”李登海说，“‘国务院8号文’方向明确，但是配套扶持的政策、人才的流动、税收的优惠、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环境的公平等方面，政府应抓紧研究落实，同时要鼓励其他领域优秀的大企业进入到种业来发展。”

    王书平强调说，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公司头痛的难题。圣丰种业培育的大豆鲁黄1号、花生圣花6号就屡屡被套牌生产。“鲁黄1号损失近300多万元，圣花6号因为投放时间短，损失也达几十万元。”而培育一个新品种，圣丰平均要花费3到5年时间，费用在200万元左右。“光在打击侵权方面，公司就聘请了3个律师。”他说。

    “政策的加快落实是推进商业化种业发展的关键。”王书平也认为，跨国农业集团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善的运行机制和产业链条，具有全球战略、创新引领、产品输出的典型特征。“整体赶超跨国公司的实力很难，但是单向突破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在水稻、花生等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制定顶层战略规划、给予庞大资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他说。

    在江苏，鼓励科研单位退出商业化育种已有所行动。“我们规定，此前已申报了课题的科研院所在完成课题后，不能再申报商业化育种课题，此种课题必须由企业牵头申报。”吴沛良说，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把院所“嫁给”企业，来培育企业，通过倒逼机制，让人才、设备、技术向企业转移。

    “考虑到小企业数量众多，我们会在项目申请前，对企业技术力量、注册资金、人才实力、加工设施进行考察认证，符合条件的才给予支持，使得支持更有的放矢，能尽快培养出龙头企业。”吴沛良说。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