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零点

    “必须在基层培养类似吴斌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这是近日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时报》一篇评论的观点。评论认为，“我们中国底层普通市民之中，仍然存在传统的美德、责任与信赖的基础。”“我们如要发挥地方活力，必须在基层培养类似吴斌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

    令无数国人感动的吴斌事件，让我们看到利益社会中的温情一面，以一己生命勇救24位乘客的举动，更让我们心怀崇敬。这种好人，我相信在民间普遍地存在着，如评论所言，普通市民中仍然存在传统的美德、责任与信赖的基础。

    但具有公共精神的市民，是基层刻意“培养”出来的吗？

    不同于“好习惯”，好人的爱心是性格的外在反映，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如《三字经》所言，“人之初，性本善。”另一方面，环境塑造人，随着生存环境不同，每个人的习性会产生差异。

    为培养“爱心”，现在社会上有些地方、单位开展了类似“创建爱心文明城市”“爱心单位创建动员大会”等活动，这些轰轰烈烈的举动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之外，“爱心”创建出了多少，好人“培养”出几个？

    相反，民间并不缺乏好人，缺乏的是促使好人挺身而出的制度保障。

    很多人记得去年的“小悦悦事件”。去年10月，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先后碾压3次，而在随后的7分钟之内，18名路人竟对此视若不见，直到一位好心的拾荒阿婆将其移到路边并寻找她的妈妈。此事发生后，广东省各界还开展了“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的大讨论。

    我们对那些冷漠者表示遗憾，但也有专家指出，“18个路人见死不救，是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缩影。”

    现实中，有很多人感叹：“好人难当。”比如上海的一位公交司机好心地将发病老人送往医院，却被诬赖乃至停职；安徽的一名男子好心帮忙追盗贼摔瘫痪，无钱医治在家卧床近一年……多案例其实反映爱心背后的风险：这种“爱心风险”不仅来自于行为人人身财产可能受到的损害，还包括可能遇到的被误解、被反诬，以及可能出现防卫过当的情况。

    不是不救，而是心里有顾忌，这也成为专家口中的“整个社会缺乏信任”的源头。在这种顾忌下，好人也可能表现出胆怯、懦弱、退缩。

    回到《××时报》的评论，好人不是某些轰轰烈烈的“文明创建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基层刻意培养出来的。只有制定出“好制度”，消除好人做好事的后顾之忧，或许才能让无数市民放心大胆地站出来，释放自己的爱心。从这种意义上说，制度是一把“尚方宝剑”，它要胜过任何道德典型的感召作用，胜过任何“文明创建活动”。

    我们期待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让有爱者有力，有力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