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走笔

    叙利亚，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青枝绿叶的季节，导弹再次射穿了叙利亚的心脏，它猝然倒地。

    人人长期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痛苦中，内心麻木。唯有诗人阿多尼斯，如彗星划过夜空，大胆叙述那些被压抑、被禁止、被拒绝的无法说出的话，其诗被视为“当代阿拉伯人的文献”。

    城市动荡不安，街头神经错乱，诗句猩红一片：“在名叫Z城的器皿里，／生长着叫做‘杀戮’的永不凋谢的植物。”“Z城的墙壁，相互投掷着奇怪的球体；亲眼目睹的人都证实：那些球体就是头颅。”

    整体上，外来势力、反对派与政府军，教派、部落与家族，宗教主义、宗派主义与种族主义，纷纷斩山筑城，断谷起障，昏然厮杀，都在阻碍民主、人权和自由。他忿然不已：“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两者都是墙，／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这些话如一瞬闪电，劈开黑夜。

    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诗人、学者、思想家。1930年，生于叙利亚穷乡，善作诗；建国初，出乡求学，受困于政治、宗教、社会、党派、文化等权力的高墙中；上世纪50年代，游走政坛，高鸣开放自由之精神；1955年，罹谤遇祸，身陷囹圄，出狱后被迫流亡，获黎巴嫩籍；1980年，移居巴黎，更名阿多尼斯；半世纪后，重履故土。迄今发表诗集22部，文论近20种，把脉文化病根，思想上是中国的鲁迅、语言现代化上是英国的艾略特。

    风雨如磐暗故园，诗人见证着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化为荆棘鸟，泣血而歌。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它的名字是——祖国。”

    他为民族的落伍而忧凄悲愤：“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时光，在阿拉伯社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

    这些诗句犹如碘酒倒在我们的脑子里，唤醒历史的真相，引起棕黑色的剧痛。作为阿拉伯诗歌现代化的先驱，他提出，诗歌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在他的文字中，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宗教宛如一个棱柱体，不断折射出这道棱柱上的一块块光谱——自由之死，真理之死，知识之死，人类尊严之死。

    尖锐的批判、深刻的哲理在时代的深黑背景里沉沉喘息，他对阿拉伯文化的根源与问题发出根本性的质疑，甚至控诉这个时代：“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否认：／在G城，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是公元十世纪。”于是，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只得凄然喟叹道：“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他开始对自己所属文化作根本性的质疑，成为这个文化的叛逆者和主动的流亡者。祖国不再是出生地和家庭所在地，不会是谋生寄居的地方。他的祖国，是人，是自由，是诗歌，是阿拉伯语。作为叛逆者、浪漫者、战士、美少年的阿多尼斯，他的诗歌有一种创造的意志，摆脱一切压制和强权的意志，保持青春的永恒愿望。

    逻辑、理性与诗歌相糅合，祛魅与去媚，爆发出万钧之力。他的诗集译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和中文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皆沉淀着沉重的历史和思考。同时，在灰暗底色下却投射出希望的光芒：“跪曲着，黑暗降生了；／挺立着，光明降生了。”“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前方只属于生命。”这些隐喻和象征仿佛是城市黄昏中一道道粉红的光线，兼具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朦胧美，呢喃着近乎悲怆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