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的中国人的记忆大多是黑白色的。那时候，哪怕是再喜庆的婚礼、再珍贵的团圆，在底片上留下的也只是单调的光影。而在大洋彼岸，彩色胶片技术早已成熟，却被柯达、富士等国际巨头牢牢攥在手里。

    当时的中国，每年要耗费一亿美元外汇进口彩色胶卷。这在那个家底尚薄的年代，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人说，既然技不如人，干脆花钱把国外整套生产线买回来算了。但在保定电影胶片制造厂，以邹竞为首的一群“追光人”却并不甘心。

    面对国际巨头严密的技术封锁和国内急于引进的声浪，邹竞在笔记中，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那是她对时代的宣言，也是她余生奋斗的底气：“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此后，中国拉开了感光材料史上最壮丽的一场突围战。

    彩色胶片的研发，绝非简单的化学勾兑。它像是一座极其精密的微型迷宫，在仅有几十微米厚的片基上，均匀地涂布上十几层感光乳剂。每一层乳剂的成分、厚度、感光度，都必须严丝合缝。为了摸清门道，邹竞带人当起了“暗室里的侦探”。

    在那个没有精密电子显微镜的年代，邹竞决定用最“笨”也最考验定力的办法去“拆解”对手。

    由于彩色胶片对白光极度敏感，邹竞在亮着微弱灯光的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工作，面前是一小段被泡在蒸馏水里的柯达胶片。等胶片被泡得微微发软、乳剂层开始松动时，她捏起一小簇极其柔软的棉花，沾着水，在那层比蝉翼还要薄的乳剂上轻轻地、一点点地旋揉，使其剥离。剥一层，显影分析一层；再剥一层，再分析。就是在这种近乎修禅的寂静中，她敏锐地捕捉到了秘密：原来，他们采用了“双层乳剂结构”，即上层用粗颗粒负责抓取微弱的光，下层用细颗粒负责还原细腻的质感。这个“秘密”的发现，为中国配方的诞生找到了逻辑原点。

    但知道了原理，不代表就能造出来。要实现这种双层结构，需要先进的“双注乳化技术”。

    那时候，厂里哪有这种成套的自动化设备，邹竞就带着技术员“土法上马”。他们找来两支兽医用的大号针筒，自制了一套双注乳化装置。硝酸银溶液和卤化物溶液，就顺着这两支针筒，以恒定的速度注入明胶。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配比调整，实验室的地板上积起厚厚一层实验废料。

    在这场长征里，邹竞既是统帅，也是最前线的兵。研发BR100彩色胶卷时，团队定下的目标是“三年缩短十年的差距”。压力大时，有的年轻人甚至会在暗室里偷偷抹眼泪，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候，“邹师傅”总会走过去，安抚大家不要心急，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终于，1989年，中国自主研发的“乐凯BR100日光型彩色胶卷”正式投产。

    这一卷小小的胶片，意义远远超出摄影本身。它的上市，让原本高高在上的进口胶卷价格应声而落。正如许多摄影爱好者回忆的那样：那时候，柯达一卷要十五六块，那是普通人半个月的伙食费；但乐凯只要9块钱。就是这几块钱的差价，让无数中国家庭第一次能够负担得起一张彩色的全家福。

    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这抹“中国色彩”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经过邹竞团队的不懈奋斗，BR100再次升级。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人民日报》记者手握装载着成像更为清晰的乐凯GBR100胶卷的相机，记录下了开幕式的盛况。当彩色照片整版刊登在报纸上时，那鲜艳与饱满的色彩，宣告了中国感光材料已经昂首挺胸地“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场色彩突围战，邹竞打了整整一辈子。从黑白到彩色，从胶卷到相纸，她始终坚守在那座位于保定西郊的工厂里。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手机随时随地捕捉五彩缤纷的世界，胶卷似乎成了一种怀旧的符号。但在中国感光工业的史册里，邹竞的名字永远和那些灿烂的色彩连在一起。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