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上期文章《“有意思”的动物究竟有没有“意识”》刊出之日，我又亲历了一桩与动物相关的趣事。

    那是在5月17日上午9点左右，我走过中国科技馆西门外的湖景东路时，瞧见一只小喜鹊驻留地上东张西望，似乎不怎么怕人，就突然来了兴致，悄悄凑上前去给它拍照。小家伙还挺“配合”，不停地转着身子，让我拍了个够。

    正当我心满意足地直起腰来准备“收工”之际，头上忽地传来一阵扑腾声，同时感觉脑袋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还没回过神来，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我循声抬眼望去，只见高处树枝上晃动着一只喜鹊，呈俯瞰状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事笃定是它干的了。我举起相机对准它，它马上转过身子，跳上了另一根枝条。我把这组照片发给有着多年观鸟经验的环境保护学者郭耕，并叙说了刚才我的“遭遇”。郭耕回复我说：“你接近了她的雏鸟，母亲在轰你走呢。”

    过后再聊此事，郭耕又道：人和鸟都是动物界的成员，所以有相似的行为和情感，这不是用“本能”或“天性”就概括得了的。其实，古人与动物的情感要接近得多，读读唐代白居易七言绝句《鸟》，岂不是有一诗胜千言之感：“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上篇专栏文章曾谈及科学界已有的一个基本共识：人类并非唯一具有能产生意识的神经生理组织的生命体。实际上，更早些时候，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对此也有过思考。晚年时他对蚯蚓做了仔细观察，注意到蚯蚓可以区分明与暗，对经过地面的震动十分敏感。在有日照的时间里，它们通常待在地下，远离捕食者。当蚯蚓突然被光照到时，会像兔子一样窜进洞穴。起初，达尔文“被诱导相信这是某种反射行为”，但随后进一步的观察思考让他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当蚯蚓专注于其他事情时，即使暴露在光照下，也并未表现出退缩行为。

    达尔文明确承认动物具有某种“判断力”，在他看来，蚯蚓的这种调控能力指明了“某种心智的存在”。他还指出，“如果蚯蚓可以判断出……把某个东西拖到巢穴入口附近的最佳方案，它们必然对这个物体的大概形状有某种认识”。因此，“蚯蚓有资格被视为智慧生命，因为它们做了人类在类似状况下会做的事。”

    达尔文生前曾被嘲讽为“拟人论者”（把人类的特征套用到其他物种中去的学者），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通常将人类的身体看作是一架“机器”，但是人类有“一个会思考的灵魂”，因此在本质上和动物截然不同。动物没有语言能力，而后者是思考能力存在的最明显征象。

    这一点，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喜鹊和鹦鹉能够像我们一样说很多的话，但是它们却不能和我们一样地说话，因为我们不能证明它们讲出了它们心里想的话……它们完全没有任何理性。”1646年，这位理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还在一封信中讨论，一只喜鹊被教会向女主人“问好”，实则只是机械式训练的结果，因此“它们可以没有丝毫思想却能有行动……”

    时至今日，许多研究人员仍然坚持区分“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和“自动化”的动物行为。他们认为动物有行为，但“动物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多认为动物对世界有认识（意识），但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认识（自我意识）。还有人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动物有复杂的感知行为，可这并不意味着其有意识。

    延伸开来的问题和困惑也不少。譬如，思考需要语言吗？如果思考不需要语言，那又是怎样的机制在运作呢？人类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清醒体验到的事情，那反过来能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意识吗？再则，思考可能需要意识，也可能不需要意识，这取决于意识是如何定义的，可科学家至今对“意识”一词的定义仍没有达成共识，也没弄清楚意识究竟是如何从大脑的神经和组织中产生的。

    意识一定是一切认知过程（包括动物的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包括猿类、犬类、海豚、鸟类、老鼠、章鱼等在内的很多物种都拥有出色的认知能力，能够进行演绎推理，具备预判能力和非凡的视觉记忆力。就连人们心目中的“笨猪”，其认知能力都堪比犬类和猿类。更何况，相当一部分动物，譬如倭黑猩猩、红毛猩猩、海豚、亚洲象、虎鲸、普通猕猴、喜鹊、鸽子，都通过了经典的“镜像测试”，即自我认知能力测试，以此判定测试动物是否有在镜子中辨别自己的能力。

    想想喜鹊的“报复心”、蚯蚓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