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有时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同时，科学传播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已然成为科研人员面向公众的一项必备技能。

    诚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理解科学》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这实际上是在呼吁科研人员要积极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研人员往往被称作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他们的科学传播活动，可以最大化地增加知识的力量。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善于或者愿意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科研人员在开展科学传播方面面临着所谓的“四不窘态”，即不愿做科普、不屑做科普、不擅长做科普、不敢做科普，这些现实情况都给他们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即便是那些意欲从事科学传播的科研人员也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比如科学传播已经远远不再是单纯依靠直觉就能够做好的一项工作了，它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因而，就需要有一些能够衔接起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传播从业者，他们可以充当桥梁和纽带，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的“嫁接”和“匹配”，从而让科学传播真正地“科学”起来。

    兰迪·奥尔森应该就是这样的候选人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历经学术研究与影视制作两个领域，而且都颇有建树。也正是这样的职业体验，让他有感于科学界在做好科学传播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逾越的障碍和迎接的挑战。他“以身试法”，力求为科研人员开辟一条“让科学更加人性化”的传播之路。

    在《别做这样的科学家：走出科学传播的误区》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做到了这一点。他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和撞得“头破血流”的经历，为意欲从事科学传播但往往不得法的科研人员找到了一条“捷径”。称其为“捷径”，是因为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他亲身体验后总结提炼而来的。但是，他并不希望即将进入科学传播实践领域的各位把它真的当成某种“捷径”，毕竟科学传播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或者我们可以诙谐地把本书称作是科学传播的“避坑指南”，比如从事科学传播的人不能太过理智（当然不是说要丧失理智），不能没有想象力，不能做一个拙劣的故事讲述者，不能不讨人喜欢，不能不善于倾听，等等。作者提出了这么多的“不能”，究其根本，不外乎是要“让科学更加人性化”。因为在信息爆炸和泛滥的当下，形式往往和内容同样重要。

    因此，本书既可以作为那些新近踏入或者打算踏入科学传播领域的科研人员的有益参考，也可以作为那些熟谙科学传播之道的专家的进阶指南。书中提到的很多做法和理念都是值得参考和借鉴，比如“ABT结构”“雪莉法则”“唤起与满足”等等。

    科学传播关乎未来，意欲做好科学传播，科研人员不能缺位，正如郭金虎在《生命的时钟》一书中说“科学缺席之处，就是伪科学泛滥的地方”，而约翰·C·伯纳姆在《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一书中也表达过“科学战败的原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

    2021年6月3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科学谋划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科普事业和科学素质建设路线图，也设定了2025年的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同时文件指出了“十四五”时期计划实施的5项重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提升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希望本书能为从事科学传播的科研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让科学更加人性化”。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我们引进、翻译和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