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1963年,上海有位工人的手腕被机器完全轧断,经及时手术将断手接好。同年8月17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满江红·断手再植》:“新奇迹/传来上海。/重植后,/能书能用,/无多滞碍。/扁鹊换心存幻想,/华佗刮骨输光彩。”郭沫若还特附注释,说他40年前学医的时候,已经知道动物的腿可移植;他曾有设想:“人的头或许也可以移植。看来,这也不过是‘换心’之类的幻想而已”,并认为“幻想也自有它的部分根据”,现代医学是对于人类幸福“最有直接贡献的一种科学”。他当年在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医学专业,其他学科一般是三年毕业,唯有医科要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科,如病理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医化学、组织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才是临床医学即内科、外科、妇儿、耳鼻咽喉、眼科、口腔科,皮肤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等等。因此,郭沫若曾明言: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底”。
所以,他依据医学上“热症与神经过敏”的关联,推测病中的秦始皇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他笔下《函谷关》里的关尹喜“甲状腺肿,眼球突出,十指战闪”,正是“白舍陶病”的症状。还有他关于杜甫是“胀死”还是“饿死”,是“腐肉中毒”抑或“饥饿状态下的肠穿孔”的讨论,都曾经引发文坛和医史学界的热情关注和兴趣。
比起旧体诗,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在表现医药知识方面,更为丰富亮眼,如“替‘毒菌’做培养基”“适时的电气休克”“啊,这不是药品所能赠与我的,/这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她得的是慢性肾炎”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了疾病、疗法、医药等术语,如产后痨、急性肺结核、白内障、食饵中毒症,还有许多悬壶济世、可歌可泣的典故传奇。
2014年秋,中外学界首次选择“医学·文学·身体”为主题,在欧洲举办了 “国际郭沫若学会(IGMA)第四届研讨会”——从“医药”视角来看郭沫若,尽管他的临床实践很少,文艺创作倒是精彩纷呈。他自己有诗为证:“中原满目尽疮痍,愧我当年亦学医”;同时说明自己因双耳“重听”转业改行的苦衷:“临床无术济艰危”“活人空自慕黄岐”。他曾在小说里借夫妻口角,论说“为甚么不开业行医”: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
一方面,他在自传《创造十年》里,讽刺胡适“博士是把花柳病看来比疟病还平常的人”;另一方面,直言“资本家是社会的盲肠”,社会呈出纷扰的状态,就是资本家阶级“这条社会的盲肠害了盲肠炎的结果”;从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与思想趣味。他的戏剧创作以历史题材居多,特点之一就是普遍安排、设置了医生或类似的人物角色,如《棠棣之花》中的秦国医生“东方圣”、《高渐离》中的御医“夏无且”、《孔雀胆》中的“侍医铁知院和尚”、《王昭君》中的“太医”、《郑成功》里的中医“沈佺期”“张椰风”与西医“李科罗神甫”等。出现在舞台上的医生素养、病例典型、处方药性和病态表现,也无不合乎那个时代的医药常规及专业知识。
难怪郭沫若一再申明:“我是尊重医学的,我是了解医学的”;并经常津津乐道“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等经历。他的小说创作不多,体现医学知识比戏剧里的表现更加丰富、具体、准确。如《月光下》“被结核菌已经烧枯了的身子”“虫牙发作”等;《残春》里主人公爱牟与看护妇“S姑娘”讨论肺结核,甚至仅从两颊上“晕着两团玫瑰红,一眼看去便知道他是肺结核的第三期了”。
正是郭沫若的这种知识结构和医师心态,在他终生的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1958年的《百花齐放》里,不少“花”都写到药用价值,如《石蒜》“可以催吐、治癣,并医治无名肿毒,把浆汁涂入泥壁中,还可以防鼠”;《僧鞋菊》“根可医瘰疬、肿痒、脚气及其他;还可利尿、杀虫,又有麻醉作用;《桔梗花》“在中药中是常见的药名,伤风咳嗽、消化不良都用”等等。语言朴实畅晓如白话说明书,正反映了当时服务现实的社会风尚。如果联系他的杂文时评《“中医科学化”的拟议》《申述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等,这一点将更为明显。他还曾写《坐地、巡天及其它》专门介绍血吸虫病,涉及医学史和人文地理、天文航空等,成为当时文坛少有的跨学科新篇。
后来郭沫若重读《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有了新的发现和解释:根据曹雪芹的叙述凤姐和宝玉都没有前兆,同时在春天突然发髙烧,都有神经失常的昏迷谵呓等症状,而且两人都是33天才把病养好等等,可以明确诊断两人的病都是“斑疹伤寒”。郭沫若还具体介绍这是由“人虱”导致的急性传染病;经过潜伏期后突然发病到第四至六日,会生出特殊的“红斑”;常见的并发症与“发病期常在冬春两季”等等。医学知识就是这样表现在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红学”研究里,新人耳目。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