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卓楷

    1月29日早上刷朋友圈时，猛然间从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老师那里得知王绶琯院士因病辞世的噩耗。虽然其实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在去年12月份时，我的高中天文老师关键就告诉我，王院士身体不太好了。但是，当这一刻真正来到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有些突然。 

    王绶琯院士是我国天文学泰斗，但确实，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王院士在天文学界的分量不够大。因为，我想一提到“南仁东”这个名字，很多人就都很熟悉了，而事实上，王绶琯院士是南仁东先生的老师。

    王老开创了我国射电天文学的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了多种射电天文设备。20世纪90年代，王老与苏定强院士等人提出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口径最大的光学望远镜。

    我和王老有过难得的一面之缘，这也要得益于王老在科普上的开创性工作。早在90年代，王老就创立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而我，正是在高中的时候，在我的天文启蒙老师关键的引领下，加入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王老的学生——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的指导下，尝试进行了一个有关漩涡星系周围矮星系的小研究。

    2016年，在俱乐部周琳老师，我的天文启蒙老师关键的引荐之下，我获得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去老先生的家中拜访请教。我一进到王老家门，王老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这让我大为惊讶：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罢了，有什么值得王老如此激动的呢？

    我的激动也立马涌上心头，紧紧握住了王老的双手。站在我面前的，可是我国天文学的开山鼻祖啊！不过，在随后与王老的交谈之中，我感觉我和王老之间的距离，不再像是一个初入天文门的学徒，和天文领域的泰山北斗之间那么遥远了。王老就像我自己的爷爷一样，和蔼可亲，耐心地解答我的很多十分幼稚的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去拜访王老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当时我就问王老：您最开始是学造船的，为什么后来转成天文了呢？这二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系啊。

    王老说，当时是有很多客观环境因素，所以才转成天文了。但是，这二者之间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他在学习造船时获得的能力，也在从事天文时大放异彩。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极其重要，你没有办法说哪两个学科就一定是毫无关联的。交叉融合的思想，也是当今天文的一条重要发展道路。

    后来，我和王老聊到我自己的这个项目。或许是当时我觉得王老年事已高，很多东西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抑或是当时的氛围太过和谐，总之种种原因，让我干了一件傻事：我试图用给不了解天文的同学讲述的方式给王老讲我这个项目。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傻事，讲了两句我就意识到不对劲。王老虽然年事已高，听力和视力都有所下降，但是作为一辈子的天文人，天文学的各种概念，即使到了93岁的高龄，依旧是牢记于心，融会贯通。

    给大家说一个很没有距离感的交谈细节：王老当时问我观测旋涡星系用的什么望远镜，我说是我的一台106mm口径的折射镜，随后王老又问我，你的赤道仪用的什么，我说是国产的一台赤道仪（CEM60-EC），王老问我跟踪精度怎么样，我说RMS 0.2角秒，王老说，这个精度很高了，比他们当时用的设备都要好，很惊讶于业余级的设备在今天也可以表现的这么好了。

    后来到了2017年，我当时完成了和韩金林老师的小论文，准备申请参加“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当时这个比赛要有专家推荐信，我万万没想到，王老愿意给我这个普通的高中生写推荐信，而且，后来我拿到推荐信以后，发现也不是王老找学生代写，而真的是，王老亲自写的（实际上王老因为眼睛不好，是他说给女儿写下的）。

    这封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整篇信充满着王老从专业角度对我的点评与建议。而我从中看到的，是他对我极高的期待。也正是在那时，我认为我不能辜负像王老这样老一辈天文学家，立志要在未来为我国天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得知王老辞世这一噩耗，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我想，王绶琯老先生，不也就像一颗超巨星一样吗？在生前，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辐射着周围的气体与尘埃，让千百万光年外的观测者都为之一振；随后，以一次壮丽的超新星爆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爆，比整个星系还要明亮；而我们，就像是在超新星遗迹里的丝缕云气，在未来，也将继承着王老留给我们的“物质”，形成新的恒星……

    王老，我看到了，您已经变成了一颗超新星。

    （作者为北京大学天文系学生，昴星团摄星队成员，曾获第十六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