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195煤田地质大队不久，江西省石油会战指挥部就给我们大队下达了到清江盆地寻找石油的任务。大队迅速组织了一个井队，由任纪增任钻井队长，陈金龙任指导员，我任技术员，来到当时的清江县（后改名樟树市）的洋湖公社毛堎村勘探钻井。

    1970年6月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当我们的钻机钻到800多米的时候，我发现泥浆变质，顿感情况异常，遂沾起一点泥浆用舌头尝，感觉咸味很重。于是，我马上将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氯离子分析，发现氯离子含量非常高，怀疑下面可能有盐矿。

    我们继续往下钻，随着钻孔不断延伸，泥浆的氯离子含量也不断增高，有盐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于是，我按照技术标准采取了盐矿钻进的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成功取出了盐矿芯，实物证实了这里的地下是一个盐岩矿，且矿层厚度高达一百多米。

    我将这个意外的发现向石油会战指挥部的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喜出望外，立即向省革委会报喜。

    两天后，也即6月11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率两位省委常委及地、县领导来工地了解情况，队里指定由我向他们汇报。

    我详细汇报了盐矿的井深、厚度和品位等参数。程世清问：“有多少盐？”我谨慎地回答：“只打了一个孔，数据不足，还算不出来。”他又问：“与会昌九二盐矿比，哪个更大？”我说：“会昌矿没我们的盐层厚，但要多打几个孔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后，才能做详细的比较。”

    程世清高兴地说：“会昌找到盐，毛主席批示‘江西找到盐矿，是件大好事’。樟树的条件比会昌好，必须赶快开采。你们为备战备荒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代表省革委感谢你们。我要求你们100天拿出盐来，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我大胆讲了三条困难：一是当地不让我们修路，设备都是人抬进来的；二是老百姓不肯借房子给我们住，我们只好在坟地里搭帐篷；三是地方不供应肉，我们来这里两个多月了，从没吃过肉。

    程世清当即严肃批评了随行的地、县两级领导，并决定由县革委会主任陈毛古负责这三件事的具体落实。临走时，程世清对我说：“你这个‘臭老九’就留在这里，把盐给我搞出来！”

    为了这一句话的嘱托，我在樟树一留就是15年。

    在程世清的亲自过问下，盐矿筹备小组迅速成立，因为钻探出现盐的那天是6月8日，故取名六八盐矿。六八盐矿筹备小组组长最初为县革委会主任陈毛古，后改由省轻工设计院原党委书记齐志亭担任。我负责生产组，主要任务是打出第一口盐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以前我一直从事煤田探矿，对采盐却完全是门外汉；虽然都是钻井，两者却需要不同的知识和技术，我需要攻克一道道难关。

    采盐钻井最难的是固井，即往井内下套管，并向井眼和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注入水泥，这是建井作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重要工序。当时没有专业的盐井固井设备，煤田钻井又没有这道工序，我就将现有的设备进行组合和改进，最终取得了成功。

    为完成程世清提出的百日出盐的任务，我废寝忘食，每天泡在工地上，与工人们一起研究能够用现有设备替代固井的解决办法。几经尝试，我们终于用现有的钻井设备固好了第一口盐井，当时这被地质部门认为是一个奇迹，《江西日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专门报道。我为此付出了两条腿被水泥浆烧伤的代价。

    盐打出来后，上级遂调来300个民工、200名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十几个公社干部参加盐矿大会战。可是，我们谁都没熬过盐，需要什么设备、技术和方法，谁都不知道。

    那段时间，程世清经常来矿指导工作，他综合各方意见后，决定的第一个制盐方案是：用萍乡煤矿的煤矸石内燃砖作燃料，一面烧砖，一面熬盐，希望一举两得。可惜，这个方法失败了，砖未烧成，盐也没熬出来。

    抗战时期，我曾看到过有人用大锅土灶煮洗盐包的水熬盐，就建议采用这个方法。没想到，这个传统的土办法还真管用， 1970年10月1日，我们终于熬出了白花花的食盐，实现了百日出盐的目标。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