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前几日，我在北京的报上倡言 2.0乃至3.0版本的中医发展，引出友朋论谈，又说起了鲁迅。

    不错，鲁迅的确是反对过中医的，而且立场鲜明、言辞果决乃至有几分刻薄。他还在小说里，特意把当年一个地方名医郎中“何半仙”的名字谐音化用，加以讽刺。这主要因为他小时候给父亲治病，家道败落，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他在日本仙台学的是西医，对中医“药引子”如蟋蟀必须成双成对是“原配”等糟粕，深恶痛绝。但认真地考察鲁迅的文坛起步，尤其是他的小说处女作，的确与杏林史话有一段罕为人知的情缘因由。

    1934年5月，鲁迅给友人写信： “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但“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鲁迅只记得“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因此从编辑部“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

    鲁迅这里说的恽铁樵，原本是上个世纪初年中国文坛著名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后来自学岐黄，悬壶济世，成为大上海的杏林泰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中西医论战中，还挺身而出率先“逆行”，为祖国传统医药正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 “文言的短篇小说”，的确是鲁迅的处女作；大致写于1911年的冬天，后以 “周”姓 署名《怀旧》为题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期。至于为什么被鲁迅“都忘记了”，可能与他紧张的教学和社会活动有关，尤其是不久鲁迅随蔡元培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北迁，加入五四新文学阵营，基本告别了文言文创作；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投稿及发表。这在周作人的记述里，坦言分明。

    1936年11月鲁迅病逝不久，周作人撰文回忆鲁迅“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颇富于讽刺的色彩。” 但“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和署名，投给《小说月报》”。那时由“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除了作十多处“点评”外，还在小说篇末写有“附志”：“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恽铁樵说的“此等文字”，指的就是小说《怀旧》。在恽铁樵看来，鲁迅写得 “绘声绘影”“接笔不测从庄子得来”“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等等。这也完全符合鲁迅当时倾向“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及艺术标准。

    鲁迅和周作人谈《怀旧》都强调了恽铁樵。不仅因为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还因为当时他在治病救世方面颇为“传奇”：大约是1916年后，他有三个儿子相继得“病”（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是白喉）。恽铁樵幼读医书，粗通岐黄但缺乏临床经验，虽然请了名医，但救治无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儿子接连死去。丧子之痛促使他又重拾典籍，深入研读《伤寒论》等，并多方面请教当时的伤寒名家及江浙沪上执业名医。

    说来蹊跷，连丧三子后的隔年，恽铁樵的第四个儿子又罹患伤寒。史料记载其症状是：“发热恶寒、无汗而喘”。恽铁樵请来名医施救，却都不敢用真正的“伤寒方”，仅仅开出温病学派常用的药物，结果导致“喘热更甚”。

    恽铁樵焦急万分，彻夜难眠。

    天亮了，恽铁樵以自己的病理学养和临床观察为依据，果断地开出一剂伤寒方的“麻黄汤”，说：与其坐而等死，宁愿冒险试药。结果小儿子服过一剂后汗肤湿润，喘逆转缓，两剂药后，“热退喘平”而愈。

    从此，恽铁樵学医志坚，更加勤奋地钻研中医经典；亲友同事每遇疾患，也都来请他开方治疗，屡获良效。有的病家登报鸣谢：“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因此，求医者络绎不绝。不久，他离开商务印书馆，辞去编务开始挂牌行医。到1930年代，恽铁樵还创办刊物，出版专著，函授施教，培养了大批医药人才，确立了现代中医教育的理论基石。由于他精通外语，主张吸取西医的长处，改造、交融进而产生新中医；他的《群经见智录》等20多部著述，名重一时，也富含那个时代的新知卓见；有的至今还发挥着指导意义，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当年，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时，常常强调“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对于青年作者的发展、进步，寄予厚望。在承传中医药方面，他始于家庭自救，继而发奋钻研，卓有成效并改写了中医传统理论，成为业界名家；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自学成才的榜样。今天，我们的客观条件、知识水平尤其是高科技时代的思维方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兼容共享、协调提升，都是恽铁樵时代无可比拟的。认真总结我们的临床实践，温故知新；结合世界现代医学的发展创造，并驾兼程，谱写未来中医药“国学”的2.0或3.0版本，还应有什么迟疑吗？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科普论纲》主持人，中国科协《科普法执法研究》负责人，著有《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外情报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