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1900年，是长沙近郊一个货郎的女儿；10岁丧母后，靠我外公早出晚归四处叫卖养家糊口，她还要照看年幼的妹妹，承担全部家务活。真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6岁那年，母亲与我父亲结为夫妻，她是苏家娶回的第一个媳妇，因品性纯良、聪明伶俐、能干勤俭而深得苏家上下的喜爱。其时，苏家由我年仅18岁的三伯父主持家政。三伯情商高，有智慧，处事公平，懂得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把整个苏家治理得一派和睦景象。三伯母和我母亲的关系极好，在她的推荐下，母亲被指定为内当家，协助三伯父管理全家事务。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特别高大，绝对是个英雄。四次长沙大会战，我的家乡四次遭受日寇的烧杀掳掠。但是，在母亲的脸上，从来看不到愁苦的神情，无论家里遭受多大的劫难，她总是保持乐观的姿态，面对困难从不放弃努力。战乱中的最大风险，不是财产损失，而是生死威胁。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至少经历了两次极为惊险的生死考验。

    第一次是在1941年冬，日寇第三次进犯长沙，我们全家被迫再次逃难至廖家冲，当时那儿是一片封闭的山丘和茂密的树林。逃难途中，我们不幸遭遇一队日军，一阵机枪子弹扫过来，我们一家人被冲散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奔逃在山间的小路上。母亲是小脚，走不快，两个弟弟年纪幼小，如何跑得过日军！眼看日军就要追上来了，母亲急中生智，双手搂着两个儿子，倒向山坡草丛中，并顺势滚下山坡，躲过了一劫。全家人聚首后，母亲讲述这件事时，表情平静，语气从容，丝毫没有惊魂未定的样子。

    第二次是在1943年初冬，我家刚逃难回家不久。一天，我二哥出门办事，到半夜还不见回来，全家人都慌了，到处寻找；一连找了三天，也未见踪影，不免万分焦急，生怕出了意外。那个年代，家里没了个人，司空见惯，每个人都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也只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才会有这样切肤的体会。

    第三天傍晚，总算有了二哥的消息，东山镇的一个亲戚送来口信：二哥被“忠义军”抓去了，现被关在他们的队部。“忠义军”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这些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国军”部队。当时，长沙一带有各式各样的“国军”队伍，胡乱抓人的现象也很普遍，且往往以抓“日军间谍”名义去领取奖赏。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就不惜以无辜者的人头换大洋。

    “忠义军”带给我家的话是，没把我二哥按“间谍”处置，但要求拿一百块光洋去赎人。经过几次逃难后，我家家底已败落得差不多了，全家拼尽气力，才勉强凑了30块大洋。对方开价100大洋，只拿30块去赎人，大家不免担心，万一激怒了“忠义军”，不仅二哥赎不回来，去的人可能也要搭进去。

    三伯决定亲自去赎人，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你是当家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苏家的天就塌了！还是我去吧。我一个女人家，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起初三伯不肯让她去冒险，但母亲坚持要去，态度十分坚决，三伯只好同意了。

    母亲是小脚，走不了远路，就由一个亲戚与四哥、五哥用滑竿轮流抬着她去，且都打扮成轿夫模样，身上穿得破破烂烂，万一出了意外，不至于又被拿去当了人质。到了东山镇，母亲走进“忠义军”队部，看见二哥安然无恙，总算放了一大半心。当晚，母亲在镇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忠义军”的全体成员连官带兵一共才6人。母亲管家多年，是见过世面的，宴会上表现得落落大方，让店家好酒好菜只管上，“忠义军”的人吃喝得很开心。期间，亲戚按事先跟母亲商量好的，溜到“忠义军”队部，将二哥放出来，让他借着夜色逃跑了。

    宴毕，母亲爽快答应拿钱赎人，再到“忠义军”队部，一看二哥人不见了，她马上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找“忠义军”要人。母亲的表演很逼真，对方没看出破绽，就猜测说，人大概是自己跑了，没准已经到家了，跟放走也没什么两样。母亲听他们的口气，好像还是想要赎金，索性一闹到底，让亲戚出面，请当地几位有头有脸的绅士来“讲理”。几经调解，最后商定，由我家亲戚和那几个绅士一起出10个大洋给“忠义军”，了结此案。而事实上，这10个大洋是我母亲事先交给亲戚的，他们只是出力、出面子，并没有真的出钱。

    这件事过去快80年了，我每每忆起，仍对母亲当年的机智和胆略钦佩不已！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