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绘画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看，都存在许多差别。这种差别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社会体制等。但这些仅是外在的客观因素，如果从深层次看，民族文化的差别，主要来自不同的文化心理，而不同的文化心理因素，则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造成的。绘画艺术也是如此，不同的宗教文化，使画家们对艺术创作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画的重要区别是，一个注重写实，一个注重写意。所谓写实，就是真实地描绘事物的面貌，强调事物形态的真实性。西方绘画这种写实的观念，受到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模仿说的影响。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中最早阐述了“美的艺术”的特征，并把“美的艺术”称为“模仿的艺术”。模仿说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也是亚里斯多德艺术理论的基础。12世纪中期后，由阿拉伯传入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包括艺术模仿理论，经过西方基督教的改造和融合，纳入了基督教神学体系中，成为为基督教神学服务的理论。

    实际上，基督教绘画的写实观念，早在亚里斯多德理论传入欧洲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来自于基督教教义本身。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帝创世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及人的躯体，都是上帝创造的。

    与西方绘画写实手法不同，中国画注重写意。所谓写意，就是不刻意追求视觉效果，不模仿物象的外在真实，画家抓住客体中与主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描绘出物象的形神，表达深邃含蓄的意境，抒发画家的主观情感，传达画家的心意志趣。画家所描写的物象，与客观的实际事物并不完全相同，在形似与神似间，更突出神似，在客观与主观间，更突出主观精神的自我表现。画家不追求形体的真实，而是追求“气韵生动”，意境的深邃。追求神似，以形写神，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最高原则。

    中国画的写意观念的形成，是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宗教观有密切关系。中国文人士大夫出身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以老、庄思想来理解佛教和道教的，他们的绘画，也主要是依据老、庄的审美思想来创作的。因此，表现“道”的变幻之美，朦胧之美，表现物我融为一体的境界，就成为古代画家创作的追求。

    对于山水画来说，画家们不仅要画出山水之形，更重要的是，要“迁想妙得”，抓住山水的“神”，这个“神”，就是“道”的宇宙本原。只有将万物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灵性融为一体，即外在的山水与内在的心灵相互贯通，才能形成山水画独有的意境。在这一境界里，物我、物物的界限已泯没，时空的方位也不复存在，便出现了“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雪中芭蕉的景象。沈括解释说，这种景象，是“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回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沈括《梦溪笔谈·书画》)。南宋时期的水墨画家马远、夏圭等人的行笔简率，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如著名的《泼墨仙人图》，都明显地受到写意之风的影响。写意对元、明、清画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西绘画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差别，一些西方美学家也看得很清楚，如英国美学家哈·奥斯本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认为：西方古代美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区别，西方自然主义追求表面真实，追求戏剧性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场面，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艺术作品中体现出的宇宙原理的“道”，以及与“道”默契协调在一起的艺术家的人格。所以，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西方现代美学的先驱，现代西方的美学思想，应当走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