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考察老舍的“自传”史料，发现他说自己27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1949年解放后，他的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与艺术高峰，如50年代著名的《龙须沟》《茶馆》等——大都是表现时代变迁和民族命运的主题；除了前者写到“机械施工”挖沟铺路，后者有场戏以“留声机”点缀环境气氛之外，很少有“科技”的内容。但新中国“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和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及其生活影响，给了老舍许多新的启发和情感刺激；使他“戏里”少科技，但“戏外”有科学。

    作为首都北京乃至新中国文艺界的负责人之一和文坛名家，老舍经常外出参观、游历，或者会见科学家如华罗庚、梁思成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在自述“生平”时打开了“话匣子”，坦率地承认每到星期日，“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但他却很寂寞，因为儿女们所讨论的，他“插不上嘴；默坐旁听，又听不懂！”

    老舍自以为：几十年来以写作为业，按说对儿女应该有些影响。可事实并非如此。儿女们都不学文艺——“ 虽然也爱看小说、话剧、电影什么的”。但他们，连他们带来的男女朋友，都是“学科学”。尤其是老舍最小的女儿考入大学，又是“学物理”。这让老舍不无自豪地写道：

    这群小科学家们凑到一处，连说笑似乎都带点“科学”味道，他们不光说笑、争辩。也有时候安静下来：哥哥帮助妹妹算数学上的难题，或几个人都默默地思索一个什么科学上的道理。

    老舍对此产生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在这种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深思苦虑和诗人的呕尽心血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也看到，当诗人实在找不到最好的字的时候，他也只好暂且将就用个次好的字，而小科学家们可不能这么办，他们必须找到那个最正确的答案，差一点点也不行。当他们得到了答案的时候，他们便高兴得又跳又唱，觉得已拿到打开宇宙秘密的一把小钥匙。”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老舍由此“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因为“从他们决定投考哪个学校，要选修哪门科学的时候起”，老舍就不断听到“尖端”、“发明”和“革新”等等“悦耳的字眼儿”。因此，老舍看出来，“是那个新精神支配着他们，鼓舞着他们。”而且“他们的选择不是为名为利，而是要下决心去埋头苦干。”老舍还看出：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容易走的。他们有勇气与决心去翻山越岭，攀登高峰。

    老舍指出：现在是原子时代，而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些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想建设一个有现代工业、农业与文化的国家，非有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我不能因为自己喜爱文艺而阻拦儿女们去学科学。建设伟大的祖国，自力更生，必须闯过科学技术关口。儿女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不但看明此理，而且决心去作闯关的人。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且不说别的，只说改良一个麦种，或制造一种尼龙袜子，就需要多少科学研究与试验啊！科学不发达，现代化就无从说起。”

    老舍展望未来，关怀现实和社会进步，还指出我们的老农有很多宝贵的农业知识与经验，但专凭这些知识与经验而无现代的科学技术，便难以应付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手工业有悠久的传统和许多世代相传的窍门，但也须进一步提高到科学理论上去，才能发展、提高。重工业和新兴的工业更用不着说，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寸步难行。所以，老舍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小科学家们，你们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呀！

    这时的老舍又感到“星期日的寂寞”，“是可喜的了”。于是，他“默默地听着，而且想到：我若是也懂点科学，够多么好！写些科学小品，或以发明创造为内容的小说，够多么新颖，多么富有教育性啊。若是能把青年一代这种热爱科学的新精神写出来，不就更好吗？”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舍“心声”，他发自内心的向往，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科普”创作的现实意义，和不忘科技“初心”的思想价值。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