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铭

    问题探讨

    仔细拜读了8月2日《科普时报》上钱平雷先生的文章《再论“科普文学”是一项创新》（以下简称“钱文”），又循着此文线索找到“原始”的张冲先生的批评文章《“科普文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创新”》（载2019年5月10日《科普时报》，以下简称“张文”），读后颇有些感想，这里也借《科普时报》一角聊几句。

    钱文称：1985年王强模、陈显耀、袁昌文合著的《谈科普文学的创作》一书，对“科普文学”的定义是“专指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文学载体”，只讲了“科学技术知识”而没有涉足其他。其实，钱先生只要再细读一下人家后面的论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了。在该书第13页“科学与文学的产儿”一节中，作者这样写道：

    “科普文学包含两个要素，即：科学性和文学性。

    科学性，是指它要表现一定的科学内容，要描写一定的科学现象，要阐述一定的科学知识，要揭示一定的科学原理，要反映人类学科学、用科学的斗争，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从题材内容这个意义讲，它是科学。

    ……

    科普文学是以科学为内容，以文学为表现形式的文体；或者说，科普文学是具有科学性、文学性两个要素的文体。”

    很显然，作者所讲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不单是科学原理和技术成果，而是包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所有“科学”内容。

    钱文将人家对“科普文学”的观点说成是“《1.0》版本”，把自己关于“科普文学”的定义说成是“《2.0》版本”。因此，“对于《1.0》版本而言，说《2.0》版本是一种创新，应该不能算过分吧？”还说由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真的是这样吗？

    先看看钱先生对“科普文学”的定义：“应用文学的形式，在社会上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品。”

    其实，只要是读过一点科普理论书的人都会知道，钱文所谓新定义，只不过是把人家早已形成的观点重新组织了一下。由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主编的《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一书早已明确指出：“科学文艺的第一个任务，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文艺的第二个任务是传播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文艺的第三个任务是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作为“科学文艺”中的部分体裁的“科普文学”，当然应当肩负这三项任务。这样看，钱先生的定义有什么新意呢？

    1996年6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少儿委员会曾组织召开过一次少儿科普创作艺术研讨会，时任少儿委员会副主任、前辈科普编辑兼科普作家郑延慧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她说：“人们常将科学普及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解释科技原理，回答‘为什么’。当然，这是科学普及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科学普及还应包含更广阔的内涵，那就是普及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品格。对于小读者来说，从小培养这样的认识，实际是科学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一种科学意识、科学观念的形成。”她还具体列举了她认为较好体现了上述观点的几部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可见，科普界早在20多年前就对科普作品“普及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品格”已有所认识，那么请问：钱先生心目中的“科普文学”又“新”在哪里呢？

    钱文末尾写道：“张冲先生的异议，也许与媒体报道那次研讨会内容的局限性有关。”我认为这就怪错了对象。实际上记者把钱先生主题发言中的重要观点，包括“我们的科普文学作品就应该是科学和文学各占50%的作品。”都准确无误地归纳出来了。看起来，张文就是针对这些观点才写出了《“科普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创新”》一文，我以为是有其道理的。

    当然，我对钱先生的创作实践和他对“科普文学”的定义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觉得把这些都说成是“创新”，是“质”的变化，有些不妥罢了。

    新时代的科学文艺（含科普文学）创作需要创新，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繁荣，才能与科技创新一起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