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1915年元月，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创刊发行，成为现代中国“科学”观念的文化传播里程碑。同年秋天，陈独秀主持编务创刊《新青年》（原名为《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里，他强调“科学”是主客观的“理性”统一；凡“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1918年底，蔡元培主持创刊了《北京大学学刊》，并在《发刊词》中明确其“要点”是“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919年，他在著名的《答林琴南书》中再次强调了“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总之，作为“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也是那个时代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思想源泉及其社会表现的“孵化器”。

    科学，作为名词概念具有显著的整体性和过程性。英文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意义就是指涉领域相当广阔的系统知识和类知识。尽管science的现代用法往往只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到了17世纪，随着“自然科学”（早先称为natural philosophy）的威望日益增强，science的形容词形式scientic（意为创造知识的）便取代了sciential或scientific以及其他异体词汇。当时，公认science即科学是指创造知识而不是知识本身；于是科学时常与“研究”相等同，意味着一种“过程”的存在而不是静态的学说。正是科学概念的整体性，使我们可以把捉它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普遍联系；正是科学概念的过程性，又给予我们充分的依据，来考察它在不同时空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不同涵义、流变、功效和历史作用。

    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直接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的官僚学者、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他早在1874年于《明六杂志》上率先将science译为“科学”。此后，随着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翻译著述，“科学”一词在中国逐渐取代“格致”而普及。但是，这一时期的科学涵义多受日本如西周认识的影响，倾向于强调观察和实证的经验主义及其知识观与方法论。

    西方“Science”来到中国，由“赛因斯”的音译而成为东方话语中的“赛先生”，实质上完成了一种由“能指”代替“所指”的意蕴转换。“Science”被称为“先生”，其中文意义首先凸显的是一种价值期待和人文精神。因为中文“先生”的基本定义是“老师”，并潜含着“师道尊严”“劳心者治人”式的权威与神圣。“先生”的另一中文定义是对成年男性的敬佩尊称，这又恰恰透露出“男尊女卑”或“一家之主”“大丈夫”式的自重与自信。本来“Science”一词的原始定义不过展示了知识层面的统一性和终极追寻，来到中国却迅速被人文化而充满了鲜明浓重的价值观色彩。

    “五四”高潮过后的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的讲演中，对科学与科学精神作了一个“最广义解释”：“有系统的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还具体说明“有系统的真智识”就是“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他还特别指出：所谓“系统有二，一竖，一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

    可见，“五四”时代的“科学”内涵，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系统知识为基础，首先指的是这种科学的理论学说、定律法则等，同时也涉及到近、现代物质文明中的科学技术。“五四”先驱们标举“科学”的方法论并带有普遍性意义，不仅针对自然界，还加以延伸而适用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一种立场、态度和所谓“科学的精神”，具有批判性的或建设性的文化功利价值。

    因此，在改造中国社会政治、更新民族道德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高潮中，使得科学崇尚与科技意识深入人心。据统计，当时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多达70余种，倡言“科学”以为宗旨的大小刊物更有百余种。如著名的《新潮》杂志更主张“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而“为未来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元旦发行的《少年世界》进一步强调“科学”的时代价值，认为要“本科学的精神”去“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等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交流传播并催生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铺平了光辉的思想道路。

    今天，我们纪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切实弘扬五四科学精神，就要认真学习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北斗团队等青年英杰，在当今知识更新持续加快的新科技新业态的广阔新舞台上，大显身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青春业绩。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兼《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副主编，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