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勇敢的科学家。在我结束与渥维克教授的谈话时，这是浮现在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

    电子生化人不同于仿生或机器人，需要真实经历一个由人变为半机械人的过程。他是名副其实的先行者——不因肢体缺失而寻找替代的方式，而是一个健康、完整的人体接受机械的植入。他躺在手术台上时心如明镜，“第一次尝试会有巨大的风险”同僚皆知；包括医生、护士和他自己在内的团队在无从参考的情形下尝试着这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的每一步，做什么、怎么做等产生的一切可能的后果，由他首当其冲、勇敢承担。

    所幸研究进展如斯，但与他“真心热爱实验的每个部分，包括手术”的思想相对应的现实，是他成为了一个在生活中处处谨慎的人：因为不想对芯片及线路造成任何损坏，不做任何剧烈运动，就连走路、洗澡都非常小心，即使自己几乎感觉不到被纤维组织保护着的芯片的存在。

    我看见他左手手腕内侧皮肤表面上的伤痕，虽然摸上去并没有很粗糙的突起。我理解，他所谓的电子生化人相关研究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如大脑中形成可检索的记忆数据库这般直观的表面，而是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沟通形态及效率等方方面面。他谈起这些眉飞色舞，表情是标准的科学家式的好奇加上热忱。

    或许，大脑直接连接、纯粹沟通确是人际交流理解的进化形式？毕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频频呼唤同理心的这种智慧生物在很多时候都很孤独。那么何种通讯方式才算合理？“也许我们需要在大脑里建一扇门？”我问，“门，不是墙，因为门预示着可选择性，个体可以选择交换信息，也可以保护隐私。”

    “是的，我也希望是门。”他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但如何设置开关门的机制就需要研究了。我是同意的，如果能找到第二个同意的人，我希望能尽早开始这项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