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诗白话

    冬天一到，尤其是开始供暖后，北京的雾霾马上卷土重来；据报道，本周正经历入冬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气污染过程，令人十分沮丧。不过，自党的十八大后开始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北京的雾霾治理已见成效。与2013年相比，2017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已从每立方米89.5微克降至58微克，全年雾霾天数也大幅度减少。

    雾霾是人们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尤其是PM 2.5的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它是一种大气污染状态。“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和公众关注热词，始于2013年。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遥想2014年10月中旬，我赴西藏出差，沐浴着高原明媚的阳光，呼吸着拉萨纯净的空气，得知北京已连续数日重度雾霾，不禁感慨万分，遂步苏轼《江城子》韵，戏作《拉萨遥望北京遐想》一词：“拉萨北京两茫茫，彼雾霾，此湛蓝。同国迥异，何处话感伤？纵使自得居帝都，尘满面，情何堪？//夜来幽梦忽还乡，戴口罩，闭门窗。自顾无言，惟有肺紧张。但愿来年金秋夜，月如斯，圣洁光。”

    雾霾大气污染出现之前，北京人关注更多的是风沙。1978年10月，我从南方考到北京上大学，一个月后和第二年开春，就接连领教了北国风沙的肆虐和可怕。风沙刮起，昏天黑地，日光灯发出幽暗蓝光，倍感瘆人；沙尘扑面，无孔不入，女孩尽戴轻薄面纱，煞是怜人。坐在教室里，抖去满纸的尘沙，我遂信笔写下这样一段诗句：“京城的风/——沙好浓/京城的天/——天浑红/风沙扑面/——面打肿/天黄日暗/——地打盹//绿叶想挡沙/沙欺叶儿嫩/青草欲截风/草折风更疯/欲赋新诗风刮走/桌铺稿纸沙画龙。”

    据北京观象台沙尘资料统计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沙尘现象最严重时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春季沙尘日数平均高达26天；到70、80年代，平均日数已控制在20天以内；90年代至本世纪初，减少到5至7天左右；2010年以后，则降至3天左右。

    2018年6月17日是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报，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播草盖沙、平原百万亩造林等工程的不断推进，全市主要分布在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延庆康庄地区和昌平南口地区的5大风沙危害区已经彻底得到治理。

    为了一劳永逸治理风沙和沙尘暴，北京周边筑起了四道绿色屏障：在北部京津周边地区建立的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态屏障，在内蒙古浑善达克中西部地区建起的以退耕还林为中心的生态恢复保护带，在河套和黄沙地区建起的以黄灌带和毛乌素沙地为中心的鄂尔多斯生态屏障，以及按照与蒙古国洽谈的长期合作防治沙尘暴计划框架，将设置远达蒙古国的生态保护屏障。

    北京近接幽燕朔漠之地，自古风沙就大。明代金陵散曲家陈大声在北京客居一段时间后，在曲子里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揶揄北京人：“门前一阵车马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之后的“公安三袁”主将袁宏道在《满井游记》里，更是把北京初春的风沙描述得吓人：“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古时北京城区的沙尘如此之凶悍，以至于元明清三代的北京人还流行一种风俗：戴眼纱。据元代文人熊梦祥在门头沟斋堂写就的《析津志》载：“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障天。显宦有鬼眼睛者，以魫为之，嵌于眼上。仍以青皂帛系于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汪启淑在他汇编的《水槽清暇录》中写道：“正阳门前多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可见，当时北京人出门遮眼纱、戴眼罩，不仅成为生活必需，且还成时尚。

    曾经猖獗好几百年的北京风沙都得到了彻底治理，相信横行刚十几年的雾霾一定也能根治。国庆长假过后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曾连续近一周呈优，京城多见极品蓝天，遂仿《渔家傲》作词一首，以表欣喜之情：“漂洗团云天碧湛，京城极目无遮挡。万树高楼相映彰，神飞扬，无霾生活品高尚。//美丽中国怎考量？发展不应埋隐患。山清水秀民向往，同心干，天人合一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