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手记

    这本书是我为电视片《播火录》写的文字稿。或者说《播火录》是按照这本书拍摄的电视片。

    《播火录》的酝酿，源于一段温馨的友谊。1991年，我因科普工作而有幸结识《少年科学画报》主编赵萌和副主编钟制宪。20年过去，身边不少朋友走散了，而我们的“君子之交”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2010年我写了《造物记》，已任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的钟制宪收到赠书后认真披读，浓圈密点，接着便函电频仍，约我再创作一部“姐妹篇”给北京出版社，并立即亲自出马，筹措拍摄电视片的资金。我终于深受感动，决定挽起袖子写《播火录》。“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可见友谊也是生产力。

    当然不仅仅为了报答朋友的侠心热肠。对于科学史，我从学生时代就钟情和痴迷。写《造物记》因为要紧扣世博会主线，更多出场的是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播火录》则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展开更多科学家丰富的人生画卷。正好和《造物记》互余互补，相得益彰。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人类的活动虽然极其繁纷复杂，却大体不会超出一些基本模式。中国的历史太悠久而浩瀚了，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几乎穷尽了各种行为模式。大到治国安邦小到修身涉世，都有足够的历史资源可供借鉴。我们当下的处境与历史上的何人何事相似？熟读二十四史，就像对人生博弈的各种“棋谱”“残局”了然于心，能从中学习经验，避免错误，增加选项。读史的确使人睿智。

    然而，我们民族的历史也有欠缺。翻遍卷帙浩繁的黄卷，鲜有近代科学实践的内容。李约瑟深深困惑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蒋廷黻更感叹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可见我们向历史学习，还需要打开另一扇门户——世界近代科学史。我们无论怎样翻箱倒柜，也无法从经史子集中找到等价物和替代品的。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被甩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民族。科学活动成为我们主流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并汇入人类科学史的全新篇章。回望过去，谁会说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都是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的海外逸闻呢？要在中国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气候和土壤，就需要知道科学为什么会是今天的面貌，科学有什么样的根脉和源流，科学先贤们的探索激情和冒险精神具有何等价值？科学上哪些大事、要事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细心寻觅和精心开采“他山之石”，这便是我们创作《播火录》的内在动因。

    近代科学史是一门体系庞大、支脉众多的严谨学科。但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则允许从最便捷的角度切入。《播火录》用人文价值的尺度来选取篇目，用社会意义的逻辑来搭建框架。我为自己设定几条原则：对题材抓住要领、力求采撷精华；对史实追本穷源，力戒谬种流传；对素材深挖细找，力争言人未言。这种“取法乎上”若能够“仅得乎中”就十分满足了。

    有个流行的概念叫“思维密度”，说的是作者写下一段文字花费的时间和读者消费这段文字用去的时间之比。其实还应该加进作者思维能力的因素。我写《播火录》，大概只差“两句三年得”了。主要时间根本不是动笔而是读书，包括查找文献和搜寻资料。在美国看望女儿时买过几大纸箱英文原版，学校图书馆还有各种典籍可供下载。如今做学问太有福，互联网上几乎“无求不得”。当然如果仅为写文章，投入产出比会很不合算。幸好读书给人以莫大享受，往往超越了写作范围也不忍弃卷。有些文牍则可用埃里希发明的“对角线阅读法”一目十行而过。若非因为《播火录》，今生哪得机缘和这么多书籍相遇？平日少旅游，也算代之以“心灵壮游”了。这本《播火录》不过是几年间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

    上小学时每当发下新课本，总会先迫不及待翻看其中的插图。今天披览大量文献时，仍会对其中图片格外青睐并善为收藏。图片不仅是史料的佐证和注释，所展示的细节还常常隐藏着意外的丰富信息，增进我们对时代和人物的直观了解。“一图胜千言”，的确并非虚语。《播火录》收进的图不期然已远远超过一般“插图”的比重，甚至要和文字并驾齐驱了。我却不忍割爱。文无定法，书无常型，索性独树一帜。希望读者能够认同和接纳。

    格外感谢我的《科技之光》伙伴们。2015年5月《科技之光》创办20周年，没有任何纪念仪式，第一季《播火录》10集的推出是献给她的最好礼物。在科技电视的大滑坡中，队伍不散，理想不变，作品不断。甘做涧底松，不羡山上苗。当朋友们对《科技之光》竖起大拇指时，我们都懂得“大拇指对于挠痒和挖耳朵并没有优势”。《科技之光》再受冷落也不会随风转舵和改弦更张。

    北京出版集团的“正业”和“主业”无疑是出版图书，但却大胆延伸到电视制作，并通过二维码在纸媒上直接播放视频和下载图片。让文字、图片、视频在书中三足鼎立、三位一体。这是数码时代的恩惠。从社领导到责任编辑们付出的心血是一言难尽的。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瑞教授是我大学好友曾庆元的哥哥，这次有幸在《播火录》前10集研讨会上亲切相逢并热情为本书作序，实在荣莫大焉。杨再石先生和王直华先生都是科普名家，多年来同道为朋，互勉为友。他们的序言是对我莫大的鞭策。

    老伴高淑敏是《播火录》最忠诚无私的奉献者。我们多年来形影相依，共同埋在书堆中阅读到半夜，在散步中讨论到忘归。老伴还是我所有文字的第一审阅者和批评者。家里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任务”，如果说我在用生命写作，那么始终默默陪我投入的还有另一个生命。

    不能不深深忆念的是，2013年11月20日，母亲宋映雪与世长辞。当时才刚准备写《播火录》第1集，巨大的悲痛使我无法下笔，但只有投入工作才能忍受悲痛。往年做《科技与奥运》《世博会的科学传奇》《科技春晚》《神奇科学》，妈妈都随时了解进度，并最早品尝儿子的成果。忘不了妈妈曾多次询问《播火录》究竟写的是什么，我却总不耐烦地说“出来你就知道了”。前些天从网上买到一个又大又薄的放大镜，不由想起坐在妈妈身边看报纸时，老人家总会从床头柜拿出她的又小又旧的放大镜递给我，我却从来没想过为她换一个好些的。念及于此，书上的字便在泪中模糊了。德国化学家本生说，“我的所有荣誉的唯一价值是给母亲带来愉快，但母亲已经去世了”。跨越遥远的时空，人类的心竟能够如此相通。

    至于我自己，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早该走生命的下坡路了，却还在坚持年年爬坡。人们用钱买黄金为了保值，我想用时间换作品，也是生命的保值。继续笔耕砚田，为中国科普增添一点微薄收成，是我余生的最大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