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想

    上世纪末，“赛博空间”、“赛博朋克”等一系列从“控制论”角度反映“高科技、低生活”主题的近未来作品陆续问世，一个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介入或操控人类世界的未来图景，开始愈发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而随着自动化、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完善，那些经典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构想似乎正透过一扇扇“机器之门”照进我们的现实。

    这样一个令人焦虑的现实，在科幻作家江波的新作《机器之门》中也正以一个“精确逼真到窒息的前沿科技画卷”（科幻作家韩松的评论）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本书描述的正是一个发生在不远的未来，机器人技术历经迅猛发展在人类社会中掀起巨大波澜的故事。

    上面两段文字，出自中国数字科技馆青稞沙龙第145期所作的“广告语”。6月23日上午，这个名为“打开《机器之门》——科幻中的机器人构想”的公益讲座在中国科技馆举办，我受邀作主题演讲，并与科幻作家江波及《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一道，从科幻中的机器人构想展开讨论，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

    没想到大家对这一话题兴趣极大，活动延迟了将近半个小时方告结束。听众提出的问题，有如：未来社会是不是真的会被智能机器所控制？哪些职业和工作将会被机器人所取代？人类成为真正的“造物主”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3个月前，“科学随想”专栏先后刊发的3篇文章——《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可怕？》《人类制造的最后一台机器？》《给机器人戴上怎样的“紧箍咒”？》，分别从技术角度和社会角度探讨过此类问题。我觉得留下一个“尾巴”没具体谈到的，恰恰是人机关系。我只是泛泛点到了一个乐观的想象：人与机器人将建立一种共生关系，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在主题演讲环节，我详细阐释了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于1941年在其科幻小说中提出的“机器人三法则”，以及他首创的“机器人学”（robotics）这一指称研究机器人的学问。阿西莫夫年轻时读了许多机器人的故事，发现它们总共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威胁人类之机器人”，第二类（占极少数）则是“引人同情之机器人”，在这类故事中，机器人是可爱的角色，通常遭到残酷的人类奴役。

    可在1939年撰写自己的第一篇机器人科幻故事时，阿西莫夫隐约看到了另一种机器人的影子，它既不威胁人类，也不引人同情。于是，他开始将机器人想成由实事求是的工程师制造的工业产品，它们内设有安全机制，因此不会构成威胁；它们被造来执行某项特定工作，因此与同情没有必然的牵连。此后，在他继续创作机器人故事的过程中，谨慎设计的工业机器人这个概念，在他的笔下越来越多。

    1964年，阿西莫夫写道，到2014年，“大量的精力将被投入有‘机器人大脑’的车辆设计中……通信将成为影像和声音……人类将因此成为一个看管机器的主要种族。”3年之后，一个名叫理查德·布劳提根的诗人在诗中畅想：“我常常期盼（它必须实现）/一个控制论生态圈，/我们将自劳作中解放出来/并回归自然，/回到我们哺乳动物的/兄弟姐妹们身边，/而所有这一切/都被那慈爱的机器照看。”1982年，阿西莫夫又写道，“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个世界，将它朝我们无法清楚预见的方向推进。”

    上述这些场景，并不是澳大利亚未来学家理查德·沃特森希望看到的未来。他认为，用机器代替人类去完成枯燥或危险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用机器来增进人类的互动和关系也是明智的。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与力量平衡，是当前这代人和未来一代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重要的是，简单地审视我们自己，思考技术将如何帮助我们实现自身较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用担心机器会思考，而是要担心如何保证人类仍然会思考。我们需要接受科技，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去控制和定位科技。这样做的意义就是合理规范技术。

    在乐观面对未来的人士看来，各种各样的智力至少有可能建立一种共生关系。机器人或计算机不会取代人类的地位，而会作为人类的朋友和同盟者，跟我们一道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只要我们在此之前不要自我毁灭。更有人工智能专家大胆设想：智能机器人实际上是人类演化的后代，它们从我们人类中成长，学习我们的技能，与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可以看成是我们人类思维的后代。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著作中的一个人物讲了这样一番话：“利用翅膀在空中飞到尽可能的高度，就是为了从那里以新的视角来感知世界，看看鱼是怎样把头探出水面的。”而“人类+机器”将会如何呢？

    很有可能，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加载到高级计算机中，由此转化形式，使得自己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而在此之前的一幅图景则是：学会使用计算机与机器人，已成为未来人类接受文明的重要条件，就像过去人们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学会读书、写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