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不仅留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典籍，而且拥有灿如星辰的诗词文赋，形成中华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构成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传统。对联就是中华文明宝藏中一颗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明珠。如何发掘对联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揭示对联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趣，如何传承发扬对联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这是在民族复兴与中华崛起背景下学界及其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万明华先生年愈八十仍笔耕不辍，集几十年之功力，精心著述《中华对联史话》一书，从“联话”研究视角对中华对联文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纵观该书全貌，可以获得大致如此的总体印象：框架完备，体系严密；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寓教于乐，意趣盎然；形象生动，事例典型；材料充实，选文精细；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点面结合，史话一体。细读全书，优势明显，特色鲜明，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因之形成明显的“联话”研究特点。

    “联话”类似于诗话词话之“话”的言说方式，集考证、叙事、鉴赏、评论、理论为一体，是一种言简意赅、灵活多样的文学批评类型。该书“联话”主要着眼于对联故事以展开考证、叙事、鉴赏、评论与理论，不失为对联研究及其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从该书以“联话”视角进行中华对联史话研究而论，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法，以此形成该书的四个主要特点及其价值意义。

    其一，“原始以表末”之溯源性批评的特点。“原始”指“原”之“始”，即探索源头、渊源、源流，亦有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之义。该书“原始”，一方面是探讨对联孕育、形成之渊源和缘由，提出“对偶修辞手法孕育了对联”、“桃符习俗出现了对联的雏形”、“赋的兴起促进了对联的形成”、“堂室题句促进对联的产生”等观点，分别从语言、民俗、文学、生活等不同视角探索对联产生的渊源、缘由及其背景条件；另一方面提出“对联源于律诗”观点，分别从“对联源于初唐发展定型的律诗”、“对联产生于盛唐”、“联史纪事”等多方面进行考辨与论证；再一方面是以“联话”方式，即以“说话”或“话说”诗词之本事、轶事、趣事的方式来叙述对联及其的来龙去脉故事。

    其二，“释名以彰义”之阐释性批评的特点。相对于对联而言，不仅需要针对对联这一文体特征及其体制、形制、格式、规则进行阐释，而且需要从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统一中对其语义、文义进行解读，通过“释名”以彰显其含义与寓义，阐发对联生动活泼之意趣。

    其三，“选文以定篇”之选文批评的特点。“选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亦可谓之“选本批评”。该书基于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一方面依循历时性的纵向线索以呈现各历史时期对联发展的阶段性概貌，继而以“联史纪事”中所叙述的一个个故事揭示出彼此关系及其历史逻辑；另一方面通过“联话选读”以典型案例进行夹叙夹议的阐释、解读与鉴赏，阐发对联故事的深刻内涵与多样化意趣，揭示其人其事、其景其物、其史其论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由此构成历史与逻辑统一之“联话”的整体性、系统性与构成性。

    其四，“敷理以举统”之理论分析的特点。所谓“敷理”指逐层递进、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的推理、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与议论、分析、析理、思辨、比较的理论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以一总万、纲举目张的理论建构及其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如针对对联与律诗的关联，作者论证：“由于它（律诗）讲究平仄相间，音韵和谐，便产生了‘对仗’和‘对偶’的概念，因而便有了‘联’的意义了。由于对偶和声律的运用达到了高度，便产生了律诗；而对联便是从律诗中发展而来，从律诗的颔联和颈联脱胎而来，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的扩大、缩小或灵活运用。”这一论述可谓言之成理，推理严密完备，论证符合逻辑，使其理论分析与批评阐释为该书增色不少。

    此外，该书采用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的批评方式，以“联话”将说理寓含于故事之中，将议论寄托于叙事基础上，既夹叙夹议，又寓教于乐，使其故事生动有趣，议论画龙点睛，评点合情合理，理论深入浅出。因此，该书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学术性，而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通俗性，无疑有益于传承、传播、推广中华对联文化，也有利于普及对联知识、深化对联研究与发掘对联理论与实践的价值意义。

    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集知识性、学术性与通俗性、应用性为一体的好书，在目前图书出版市场不甚景气、出版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尤显得弥足珍贵。我虽己先睹为快，更希望能与读者分享阅读快乐与欣赏美感，故为评。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