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在力度上超过一线城市，而且越是中西部城市，人才引进的力度越大，优惠条件越是偏向户籍、住房和收入等一揽子长效政策组合。可以说，城市间竞争的动力学机制变了。事实上，人才引进的热度早已穿透一二线城市的围墙，进入三四线城市。

    令人不解的人才引进争夺战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还是从城市国民经济体系对人力资源的内在需求变化来讨论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处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加工制造和出口导向经济是增长的主力。在率先起步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蓝领薪酬远高于内陆蓝领甚至白领，因此武汉、成都、西安等科技教育大省留不住大学生的“孔雀东南飞”之叹犹在人们耳边回响。

    其实，暗叹是暂时的，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内在机理预示着“九九雁归来”的动力学机制形成。随着国家出口导向、招商引资和投资拉动型经济的政策组合的成功，内地南迁的人力资源滋养了东南沿海车间，东南沿海也反向助推了国民经济体系由产业链低端向中端乃至中高端的爬升，并以产业链成长梯度推进的方式反哺内陆产业链的形成。再随着国家开发区、产业园区建设政策的成功，我国不同城市都拥有了一定的市场资源并积累了不同额度的资本金，助推基础建设、城市住宅和能源需求的增加，我国城市间的竞争变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争夺。

    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的爆发，只不过是在中国产业链不断成长，以及国家道路交通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形成的背景下，城市间竞争的外观表现罢了。我国城市间人才争夺战，实际上是城市间竞争走出政治经济学授权竞赛的螺旋，向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产业链竞争回归，走向更高端业态和增长机制的前兆。这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在中国出现十分难得。归根结底，人才的竞争是产业升级的竞争，产业升级的竞争使我国城市间竞争回复其效益经济学竞争的本义，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深盼国内各界能够敏锐捕捉这一经济发展变革的机遇，走出更加辉煌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环球时报》2017.8.31  文/曹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