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翻翻科学史，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在近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科研管理中习惯于给科研人员“下计划”、“定指标”的现象，李克强总理的表述，引发广泛解读。

    重大科学创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这也指出了我国现行科技创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正是寓于“下计划”、“定指标”之中的对科研创新工作的行政化思维管理。

    我国当下已成为世所罕见的科研论文数量大国，但绝大多数论文是在低层次地简单重复，科研成果总体上是跟踪性质的，原始性创新研究较少，“重大科学发现”甚至“能够影响人类未来”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也与此不无关系。

    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特点与农业劳动很相似，具有分散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重大关键性突破，通常是某个科学家的“灵光一现”或“突发奇想”，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连他自己也‘计划’不出来啊！”

    要释放更大的创新活力，就必须让“产权激励”替代“计划”，从而实现由“束缚活力”向“激发活力”的转变。

    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计划”是一套封闭性、条块分割的制度，而“开放性”是科学创新的生命线。“计划”完全不适用科学创新这样复杂性、不确定性劳动。对于科研，“计划思维”缺乏经济动力，无法激活科学家的内在积极性。

    不单是科研，在经济领域的“双创”中，也要避免太依靠“计划思维”。不能总沿袭那种“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模式，秉持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市场行为的惯性，搞指令性经济。

    如今，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最具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也该成为创新型发展的基石。

    对于科研人员，就完全可实行“产权激励”制度，激励其积极性：可以让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归国家或单位，但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基于这两项权利的转让权归属科学家（部分或全部）。

    现实中，搞创新就该摒弃“计划思维依赖”，多运用市场经济思维，多通过明晰产权等手段去激励。

    《新京报》201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