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科在促进大学通识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并在通识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事实上，科学史学科的诞生本身就有着强烈地弥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学术动机和学理机制。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1884-1956）强调，日益分离和隔绝的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将造成人类文化的分裂，为了防止这种分裂，必须在它们之间架设桥梁，而科学史就是这样的桥梁学科。

    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如今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它之所以成为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一是因为有萨顿这位科学史学科之父的长期耕耘，二则是因为有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1893-1979）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位哈佛校长力倡通识教育，领导编写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俗称红皮书）这部现代通识教育的经典文献；也正是这位哈佛校长，力主科学史课程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且亲自策划了三门科学史课程，其中一门课由I.伯纳德·科恩教、一门由埃德温·克劳福德·肯布尔和杰拉耳德·霍尔顿合教，另一门由柯南特和托马斯·库恩以及L. 纳什合教。

    这三门课造就了三位日后国际科学史界的著名科学史家：库恩、科恩和霍尔顿。他们都是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科恩在哈佛开设的“科学革命”课程非常受人欢迎，后来纳入哈佛的核心课程之中。这个课程至今仍然是哈佛的科学史王牌课程之一。另外三位科学史王牌课程是：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爱因斯坦革命。四大“革命”成了哈佛科学史系贡献给哈佛本科通识教育的四份厚礼。

    美国最早的科学史系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的建立也与通识教育有关。导致威斯康星建立科学史系的，更多的不是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而是30年代公立大学关于公民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大学课程委员会建议为大学生开设三门交叉学科的课程，以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综合能力，其中二年级开设的是“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意义”。由于这门课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文理学院就决定创办一个科学史系来负责这门公共必修课的开设。

    哈佛与威斯康星这两个科学史重镇的例子表明，推崇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本来就是科技史学科发展的一大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