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苏州一家护理院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管理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子女两个月内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超过30次，就可获200元现金抵用券，“奖孝金”现金抵用券，可以在缴纳老人相关费用时抵用。 

    近年来，为了鼓励子女或晚辈多陪陪父母、长辈，从养老院到政府，可谓煞费苦心。既有制度范畴内的强制规约，也有深圳民政局所提出的“与父母同住可减税”的政策建议等等。

    如果说前两者是公共部门从公共服务层面的积极作为，那么，如苏州这家护理院所推出的“奖孝金”制，则是养老服务的市场主体的积极作为，当然，两者都直指出养老服务中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最长情的告白其实是亲情陪伴。

    陪伴父母是每个为人子女者的基本义务，也是传统孝文化素来就有的内容。于此再来看，无论是硬性指标约束，还是多样化的软性鼓励，其实都会与传统的孝文化产生内在的冲突，会对当事人造成直接的违和感。如果对长辈表达孝心，要依赖于制度的约束，或者是外界的激励，这本身也折射出个中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孝文化的理解，我们还是不应该将其简化为某个具体的行为，或者是进行数据化的评测。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谁来护理院多看了几次父母，就认定他是更有孝心的。

    那么，是不是说这种制度就没有意义了呢？这样的制度设定，本身就体现了这家护理院的社会责任的担当——让更多的子女更频繁地来陪伴自己的父母。 

    从现实效果来看，确实让更多子女选择更频繁的探望，但绝非最高才两百元的抵用券所激发，而是此项制度所激发的“道德自觉”。于此而言，“抵用券”制度本身的形式意义是大于其内容本身的——提醒意义比钱更重要。

    回到银发时代的大背景来说，对陪伴的提醒，显然不能简单依赖于护理院的制度激励。对于更多的老人来说，他们如何获得亲情的陪伴，谁又来提醒他们的子女？这绝非“抵用券”所能实现的，它可能更需要社会传统道德的重塑，用传统道德的外化于行，让每个老人都能得到最长情的陪伴。《光明日报》2016.12.5文/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