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中共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探亲。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曹聚仁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曹聚仁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然而,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直到1965年夏天后,蒋介石才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会谈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特区”。(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再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立即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
第三次秘密和谈 陈立夫出马
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 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担当居中调解的和平专使。
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后不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文史博览》总第245期 文/范小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