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演讲中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所以，第二天就把《李大钊先生传略》中这两句话删除了。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的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梁冰弦也回忆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鲍立维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陈独秀全传》文/唐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