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与陈伯达是在延安认识的。当时有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的研究员。陈写了几本书，田曾帮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搜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这件事使田很寒心，对陈的为人也有所认识。

  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关系，田家英与陈伯达接触很多，因而比别人更了解他。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褊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田家英早就看出陈伯达的这些品质，说他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田家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成了陈的一块心病。1955年，根据毛的提议，重新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乘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这纯属诬陷。可惜，毛泽东听信了陈的谗言，并且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这样说了，田受了不白之冤。 “文革”伊始，机会已到，陈伯达首先发难，急急忙忙于5月9日，跑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去点火，鼓动揭发田家英。

  田家英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江青。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是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对他落井下石。1962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 

  1966年5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受到毛泽东重用，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他当时的心态，表达在头天晚上对夫人董边讲的几句话里：“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在他留下的遗言中，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时隔不到15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摘自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文/董边 镡德山 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