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于来自外面的稍有一点新鲜的信息，哪怕只言片语，也抱着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偷听“敌台”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 “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了吸引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中央台”、“北京台”之外的声音

  1973年，陈京生19岁，在工厂里已经当了两年车工。陈京生很感激家里这台红灯牌带短波的收音机，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她的业余时间的文娱生活全靠它了。

  有一天，她打开了短波的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听到了那熟悉的《卖花姑娘》的歌声！

  这是朝鲜的广播电台。声音虽然时大时小，但是能够完整听清，关键是，那绝对是《卖花姑娘》的原版歌声。这一下，陈京生一发不可收，她一有时间就在短波的各个频率间搜索，听过不少熟悉与不熟悉的朝鲜音乐，后来，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宏伟又壮丽。它播送的节目，要么清楚得像是在北京发出的，要么嘈杂得什么也听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个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这可是“敌台”啊。

  当时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陈京生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还被枪毙了。 

  陈京生后来知道了有干扰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的广播电台有办法：建立强大的干扰台针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音，把他们的节目覆盖掉。很多年以后，陈京生去看望她的一个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她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陈京生倒是从来没从广播里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专门有人还通过听这两个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边疆知青的乐园

  陈京生哥哥当年在黑龙江下乡，正是因为身在边疆，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因为国家没那么大力量在边疆也修建那么多的干扰台。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哥哥说。

  相对“美国之音”，由于干扰不多，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这个台的好处是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大街上飘荡着“敌台”声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陈京生发现，当时的北京城很多地方都飘荡着“敌台”的声音，你走在小胡同里走到大街上，时不时会有“敌台”那熟悉的语调伴着噪音不期然地钻入你的耳朵——当社会处于动乱之时，人们太需要得到信息了，以至于饥不择食。

  星岛环球网20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