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中国现代着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这与中国文人讲求的“君子固穷”背道而驰，成了很多人诟病林语堂的原因。不过，林语堂是该要的钱一分不少，该花的钱也慷慨解囊。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本想安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有经济头脑。他靠《开明英文读本》居然拿了30万大洋的版税。据说，那时候林语堂办《论语》杂志，每期都要由出版社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他才给稿件。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林家出国前一年，夫人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20多口人都没有工作；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大姐林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林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林语堂接济。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家迁往美国。那时在美国，由于版税丰厚，林家生活富裕。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38000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12000美元。1939年，他的《生活的艺术》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稳居榜首达52周。他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出版后，在美国多次再版。虽然这么畅销，林语堂却不肯自己译成汉语，认为最合适的翻译人选，是比他小两岁的郁达夫。很显然，他欣赏郁的文才，认为市场前景会好，可以让译者小赚一笔。当时正是抗战，郁的生活狼狈不堪，忙着离婚，没有闲情来翻译他的小说。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他再次出国时，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时，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林语堂对亲戚朋友格外关心，将《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从美国寄钱给她。

  不过，聪明人也会失算，也会亏本，也会棋错一着。为研制中文打字机，林语堂投入了10多万美元，因为打字机没有投入生产，成本无法回收，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走投无路，林语堂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交清历年欠交的个人所得税30000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亏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所以说，林语堂是一个现代逍遥派。他爱钱，因为没有钱的现代社会是逍遥不起来的。不过，他的钱财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他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金钱观其实很简单。

  《文史博览·文史》2013年10期

  文/张光茫 荐/韩文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