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1973年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20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主宰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 

  “批周”会议风波

  11月10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唐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11月17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毛泽东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说：走着瞧！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月9日，毛泽东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们整得这个样子。 

  中国网2013.9.5文/陈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