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4个淋浴喷头，备5个桶装水，装3个小水泵，投诉不少于10次……这是中国首都通州区的居民生活常态，祸首便是缺水。

  调水，水量被管道周边楼盘瓜分；打井，新增水量很快被新增人口喝光。北京像是一条渴急了的章鱼，触角伸到了河北、内蒙古、山西甚至南方，“只能等待南水北调了”。

  家里安装了两个小水泵都抽不来水，孟生明只能选择逃离了。2013年端午节小长假，住在北京通州区的孟生明一家临时去了北戴河，名为度假，实为“躲水荒”。

  回家后，孟生明又花了1000元装了第三个小水泵，总算“基本改善了用水”。

  从通州到北京CBD，坐地铁仅需半小时，这个计划承载百万人口、打着北京CBD后花园旗号的郊区已面临愈演愈烈的水荒。炎炎盛夏，在晚上十一点之前洗个痛快澡成了孟生明等诸多小区居民的奢望。

  “通州的供水不足问题是北京市的缩影，只是通州发展得更快一些，表现得更尖锐。”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副调研员戴岚说。

  换喷头、多囤水、装水泵、常投诉

  通州，或是当地人叫惯了的通县，位于天安门的正东，地理优势和郊区高性价比的房价使得居民小区鳞次栉比。通州由此被称为“睡城”——下班后人们才会回到这里。

  吴鹏住在新华联锦园小区五楼，这是一个有约三千户居民的大型社区。在小区幼儿园家长的QQ群里，停水是常常聊起的话题。

  吴鹏下班后最着急的事儿，就是赶在用水高峰前给三岁的女儿洗澡。“当只有发丝细的水流流出时，你会很恼火。”吴鹏家里已更换了四个淋浴喷头，出水孔一个比一个细，只为“让水喷出来”。还有储水、装水泵、投诉哪个法儿都使了，基本没用。

  调水被瓜分，打井被喝光

  无论是古代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还是新定位为“滨水宜居新城”，通州听起来都不应是缺水之地。然而，地表水并不能达到饮用要求，清代时，通州就以饮用井水为主。

  据潞洲水务总经理助理肖春龙介绍，1986年，潞洲水务的前身通州水厂建立时，采用的便是地下水。但这里地下水资源不算丰富，在北京市的几个集中地下水源中排不上号。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水荒开始显现。早期的报道称当时“四层楼以上的居民基本使用不上水”。1995年，水厂扩建。“当时一个水厂还是可以满足需求的。”肖春龙说。

  地下水过度开采和外来水源不足使得缺水现象愈演愈烈。2003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投资建设的一条名为“DN1200”的管道连通了主城区和通州的管网，这条管线从市区运来的水占到了通州城区供水量的60%。

  然而，外来水源只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与吴鹏的感受相同，肖春龙认为通州水荒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

  2010年，从市区运来的水已是4年前的一倍，却依然不能满足需求。整个北京都在膨胀，在通往通州的路上，DN1200的水又被截留给了新建的楼房。

  1999年至2011年间，潞洲水务的供水服务面积翻了一倍，服务人口增加了30%。2011年通州区耗资近千万打了12眼井，但这些井新增的水量在2012年就被新增的需求完全消纳了。

  而通州本地的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有的井深达700米，是在“抢子孙的水”。朝阳和通州的交界区形成了地下水漏斗。

  通州开始向北京市反映这个问题。2011年北京市两会上，通州人大代表韩克非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提出通州百姓的用水困难。“刘书记当时答复，南水北调会给通州现有人口和未来新城建设预留量。”韩克非说。

  这已非通州一区之患，北京这座中国最重要的特大城市也已陷入缺水危机。

  “北京城市发展，已超出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控制规模。”戴岚说，“当时预计2010年南水北调的水可以到达，人口2020年达到1800万。但是2010年，水没来，人口却提前突破1800万了。”

  1999年以来，北京市连续干旱，短时暴雨并不能解渴。北京年均水资源量仅有21亿立方米，而全市年用水量却高达36亿立方米。

  北京只能自家挖潜，外面借调。2003年，北京市启动了怀柔、平谷、昌平等地的应急地下水源。每年利用再生水量已达7亿立方米。2008年起，每年再从河北省调水3亿立方米。

  “这十年日子就这么过来的。”戴岚听上去像是一个辛苦持家的主妇，“怀柔、平谷等应急水源已连续开采10年，这些水供给了市区，也供给了通州。”

  紧巴巴地过日子，有限的水资源在各区县间挪腾。DN1200的设计流量为每年10万立方米，但也一直没有满负荷运送，2013年也只能给通州运来7万立方米水。而北京北边水资源略丰富的郊县也为供给城区作出了牺牲，有的郊县高层楼房开始供不上水，当地也想申请启动应急井水。

  近水远水齐上马

  2013年7月14日星期天，让新华联锦园小区张大爷惊讶的是，在“必然停水”的周末中午饭点，七楼居然水量不小。“水务部门是不是知道记者要来我家，特意调大了水？”张大爷对记者说。

  记者事后得知，周日的惊喜确是一项应急措施的功劳：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新建的孙河供水站建成，新增了10万立方米供水量，其中一小部分供给了通州。而潞洲水务的另一项承诺——1.2万立方米的调蓄池也在建设之中，力求8月底完成。“高考、中考不能施工，今年夏天又总是下雨，耽误了工程进度。”肖春龙解释。

  “我们的最大日供水量是11万立方米，预测高峰的需水量是12.5万立方米。”肖春龙说，“即使1.2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完工了，还是有0.3万立方米的缺口。”

  节流和开源同时进行着，2006年到2012年，北京市人口从1500多万上升至2000多万，但新鲜水使用量在下降。北京节约用水管理中心主任李会安开出了一张节水成绩单：

  “北京市的节水水平是全国第一。用水量从34亿立方米上升至36亿，新鲜水使用量从30.7亿立方米下降为28.4亿。”

  北京像是一条渴急了的章鱼，它的触角伸到了河北、内蒙古、山西甚至南方。“只能等待南水北调了。”受访的水务人员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2014年，汩汩的南水将通过南水北调中线抵京。这项周折1277公里、移民25万人的工程，发端于鄂豫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主要解决北京、天津等四省市二十多座大中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

  通州将建设新的水厂，届时北京超采的地下水源也终于可以歇一歇，喘口气。

  但吴鹏对于2014年就能彻底缓解依然半信半疑，“我们得到的承诺太多了。”或许他有一天也会逃离通州，但这无疑要有更大的资本和勇气：张大爷的邻居卖掉了200平方米的跃层房，却依然买不起市区50平方米的学区房。

  《南方周末》 2013.7.26

  文/汪韬 龙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