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北京天安门上空乌云密布。当天，北京以38摄氏度刷新最高气温纪录，成为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下午又遭遇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昌平、延庆、平谷等地短时大风达10级。

  当中国南方地区还在为“火炉”城市排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北方大部分城市正严阵以待暴雨来袭。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都是北方的雨季。”中央气象台领班预报员陈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段被称为“七下八上”的日子里，无论是气象学者还是城市管理者都密切关注暴雨来临的蛛丝马迹。对于干旱少雨的北方来说，即使来一场在南方看来很普通的降水，也可能酿成惨剧。

  早在7月初，北京就开始全城神经紧绷。人们难以忘记，就在去年的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导致首都160.2万人受灾，造成经济损失116.4亿元。灾难过后，“市政府紧急拨款给市排水集团”，购买了10台叫做“龙吸水”的先进吸水设备；在当时受灾严重的房山区的一个防汛物资库，一辆水陆两用越野车随时待命，这个排气管高高在上、外形像坦克的大家伙可以随时冲入积水区腹地，将救护人员和救灾物资及时送达。

  但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北京市气象台台长乔林就爱莫能助地表示，对于是否出现降雨，我国目前的预报准确率已经达到80%，但对于其中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一下子滑落至20%。多位气象学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暴雨研究，特别是北方暴雨研究，还有不小的空间”。

  如果从防止突发性灾害的角度来讲，北方应该研究暴雨，南方应该研究寒潮

  7月8日，主汛期还没有到来，敌人来袭的警报就在北京市拉响。“8日夜间到10日，本市连续有强降雨局地暴雨，建议错峰上下班（学）……”当天傍晚，北京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这样一条短信。

  为了应对这场“水气条件与‘7·21’相当，只是冷空气相对较弱”的大雨，这座城市武装到了牙齿。防汛部门开始加强值守，“随时迎战强降雨”。市交管部门启动了预警方案，“全力保障交通畅通”。全市111个消防中队也已经做好设备检查，确保浮艇泵、手抬泵等防汛设备“全部完整好用”。一台“龙吸水”早早地停放在去年积水严重的广渠门桥下。就连街头散步的大妈，都“买足了两天的菜了”。

  最终，7月9日这天，如临大敌的北京人民迎来了一场平均降水量不足10毫米的小雨。

  曾经在北京市气象局工作的吴正华研究员解释，暴雨指的是24小时内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强降水过程。一般来说，造成暴雨的是覆盖范围达数十公里的一块云，但这块云所在的雨区可能蔓延上百公里，因此“真正的暴雨落在哪一点都不一定，要看云往哪里走”。吴正华还记得，有一年北京“天安门地区一小时下了70毫米，海淀区却滴雨未下”。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告诉记者，虽然暴雨预报准确率普遍不高，但相比持续时间较长的南方区域性暴雨过程，暴雨在北方因为“局地性比较强，而且受地形影响比较大，发生频率比较少”，预报难度更大。

  “如果从防止突发性灾害的角度来讲，在北方应该研究暴雨，在南方应该研究寒潮。”至今，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正华依然记得，读书时老师再三强调过的一句话。

  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成果，气象局不一定用，这里边是有脱节的

  作为中国暴雨专家陶诗言的学生，高守亭很早就开始研究华北暴雨，但第一个由他主持的规模较大的华北暴雨研究项目是在2000年。那一年，他已经55岁了。

  “对华北暴雨研究促进比较大的，一个是河南‘75·8’特大暴雨；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高守亭回忆。奥运会相关的准备工作从2000年开始，当时要求天气预报精细化，“具体到场馆区有没有雨”。高守亭就承担了一项名为“北京市夏季异常天气预测及应急措施研究”的项目。而“集合动力因子”预报方法是他在介绍项目时提到最多的一个名词。

  在目前的数值预报模式中，计算机虽然考虑到了大气运动的很多方面，但对大气的垂直运动，它只是看起来尽职尽责的算出来，而不能和其他的大气运动结合起来进行预报。这种垂直运动，实际对降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合动力因子”预报方法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据高守亭介绍，目前，这套预测方法在包括上海、贵州、陕西、山西等多个省市都在使用。但对于每个省市的使用情况，这个发明人并不完全了解。

  “大气物理研究所做出的成果，气象局不一定用，这里边是有脱节的，”高守亭告诉记者，“现在很多预报员不是学习型预报员，而是经验型预报员，他看惯了哪套系统，就不愿意用其他系统了。”

  为了完善这项预报方法，高守亭用了两个项目的支撑。2005年，他又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大项目“华北强降水（暴雨）天气系统的动力过程和预测方法的研究”。有记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这是在国家层面支持的仅有的华北暴雨研究项目。

  “人们往往考虑哪个项目好拿一些。”高守亭向记者分析，要把项目拿到手，首先要把立项依据写充分。而在六七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比较干旱”的华北，暴雨并不是一个最容易找到立项依据的课题。

  “如今人们都开始研究城市群，城市变化对天气的影响，”高守亭告诉记者，“气象学研究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哪里出现了灾害投入就加强了一些。”

  在2008年结束了华北暴雨的重点项目之后，这位学者转而研究贵州的冻雨，“因为那一年南方的冰雪灾害”。在他今后的研究计划中，内蒙古的暴雪又成了重点之一。

  《 中国青年报 》2013.7.31文/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