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赵寅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保送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硕博连读，并将于2013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他不仅一路“名校科班”，获得各类嘉奖，在中科院硕博连读期间更被导师程代展看作是“几乎无可挑剔的好学生”——基础扎实、敏感性好，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科研成绩单，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包括在专业领域内国际最权威的英文期刊上发表长文。 

  为了让赵寅与世界学术最前沿同步，导师程代展每年至少带他出国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就在赵寅攻读博士的最后半年，这位被程代展悉心栽培的“数学界明日之星”却做出了个令人惊异的决定——不做科研，毕业后去中学当数学教师。 

  “为什么逃离科研” 

  按照导师程代展的规划，赵寅毕业后要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两年博士后，加入该领域国际顶尖博导的研究团队。而且赵寅原定于2012年11月赴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3个月的学术访问。程代展认为，这都是在为赵寅的博士后阶段做铺垫。 

  可本应在11月初就下来的访问学者签证晚了十多天，就在等签证的半个月间，赵寅向北京四所重点中学投出简历，刚应聘了一所学校就被相中。赵寅决定与这所中学签约。 

  程代展“急了”。为了不让爱徒放弃科研，程代展“好话坏话都说尽了”。比如，“你这样做，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再比如，“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可以只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无论程代展怎么说，赵寅只重复一条理由：“做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 

  不久，赵寅在美国通过人人网发文《我为什么逃离科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原因很简单——厌恶科研。一是因为累，二是觉得自己没能力，没有成就感。 

  12月18日，赵寅告诉记者，他已全部推掉了在欧美读博士后的机会，也谢绝了国内数所“985”高校的聘请。 

  “我不做科研的原因真的就这么简单，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工作不满意，也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出满意的工作，没成就感的同时又很累，兴趣慢慢就没了，直到厌恶。至于争论我到底有没有科研能力，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我是否有科研天赋也没意义。我不想干了，有天赋也没用。”赵寅说。 

  登珠峰还是止步百望山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副教授刘峰同样有着“出科研”的经历。结束了两年博士后，他选择去一家上海的电力公司上班。三年后，刘峰辞去工作，回到清华大学，加入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单从收入来讲，现在在清华只有在公司时的一半，工作量却有三倍。刘峰说他重回科研的原因是想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公司的规则化运作给我的发挥空间很少。做科研能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成就感，我会更快乐更开心。”

  虽然选择不同，刘峰却觉得特别理解赵寅。“人在做选择的时候趋向于做对自己最好的选择。什么是‘好’？你的定义和我未必一样。” 

  刘峰也感到，现在读博士的目的和毕业后的选择都越发现实。“电力公司都招博士了，不修炼学历又能怎么办呢？” 

  “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要想优化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整分配机制，让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能安心地做。”他说。 

  “国家科研投入很难到年轻人身上” 

  按照一般学制，博士毕业平均年龄为27、28岁，高校教师在40岁以下的都算青年教师，网称“青椒”。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青椒”的普遍待遇并不高，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研究环境都远不及企业。他们肩负教学、科研、公共服务(如当班主任、带实习等)三重工作，还要面对评职称、申请科研经费等诸多挑战。 

  而教学压力、职称压力，所有压力加起来，都没有房子的压力大。 

  对于进入“而立之年”的“青椒”来说，房子关系着家庭、婚姻以及父母的养老问题。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家乡在外地的“青椒”想靠自己的收入买房几乎不可能。 

  程代展说：“我有个学生毕业了，他很优秀，多家985高校要他。但他跟我说，他不敢去。因为他是农村孩子，这么多年上学都是靠贷款。他跟我算账，如果去国内高校的话，欠款要多久才能还上，又要多久才能在城里安家落户。” 

  后来，这名博士去了新加坡一所高校做博士后，两年时间里还上了欠款，房子也买了。 

  如何给予一线青年学者一个安定的保障，成为防止中国科研人才流失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很大，但这个投入很难到‘底层’的年轻人身上，你给再多钱，都给滤掉了，下不去。”程代展说。 

  程代展感慨，“钱学森之问”问得好，问得及时。“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学生，却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 文/丁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