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鄂尔多斯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
◎苏 青
到一个地方,要想迅捷地了解它的历史、地理、人文、经济、民俗等,参观博物馆是首选。近日,在给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7所中小学做了7场科普讲座后,我抽空参观了鄂尔多斯博物馆。
博物馆地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中心地带,主体建筑如一块巨大的棕红色磐石,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建筑师马岩松设计,造型犹如鄂尔多斯地区特有的红色砒砂岩,象征着鄂尔多斯人坚毅的精神。
绵延万里、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从西、北、东三面流经河套地区,形成了一个环抱的“几”字形弯,弯的南部是绵延万里的长城。鄂尔多斯就坐落在这三面环黄河、一面临长城的“几”字形弯里。我参观的是博物馆常设展览“黄河从这里的草原流过”,期望从历史演进和文化内涵的视角,透过文化遗产精华,一窥鄂尔多斯古代先民的伟大创造与地域文明的璀璨。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从蒙昧的远古时代开始,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桌子山的岩画记录了先民们的生活、生产场景。第一展厅“多元文化的萌生之地”用2000多件(套)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文物,诠释了“史前—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演进。
1922年至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发掘了位于现鄂尔多斯市西南部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遗址出土了约200件石器,发现了一枚幼童上外侧门齿化石,并将其命名为“鄂尔多斯人牙”。这颗人齿化石连同之后在这里陆续发现的其他人骨化石,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河套人”。
在未发现“河套人”之前,中国究竟有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个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考古空白,掀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新篇章。博物馆内展出的“河套人”头盖骨化石显示,“河套人”生活在距今大约5万至3.7万年前,在人种上属于黄种人,其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
第二展厅“中原王朝的经略”展出了“秦汉—隋唐时期”的900多件(套)文物,其中1976年出土于杭锦旗锡尼镇阿门其日格的汉代中阳铜漏格外引人瞩目。它是一件青铜铸件,古代用它来计时。我国在西汉时期就已发明计时器,并建立了报时制度。这件文物于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四月(公元前27年)在古千章县铸造。西汉时期,千章县属西河郡,在今鄂尔多斯辖区内。
中阳铜漏的壶身为圆筒形,通高47.9厘米,直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壶身近底处向下方斜伸出一泄水管,蹄形三足支撑壶身。壶盖上方有双层横梁,壶盖与两层横梁的中央有上、下对应的3个长方孔,用以安插沉箭。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外部泄水管上方,竖行阴刻有“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等文字,第二层横梁上刻有“中阳铜漏”字样。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容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结构最成熟,且刻有明确制造年代的泄水型沉箭式计时漏壶,可谓举世罕见。
从宋、元到明、清,鄂尔多斯地区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管辖范围,但各民族共生共存却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第三展厅“多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展出的1300多件(套)文物,分别出自宋代、西夏、元代、明代、清代,彰显了“宋元—明清时期”这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碰撞、恩怨情仇和相融共处。
宋代,鄂尔多斯地区虽然主要是西夏政权的管辖区域,但也有宋、辽所属的府州建制。元朝统一后,在黄河沿岸实行农牧并举政策,鄂尔多斯地区主要是安西王的皇家牧场。入明以后,随着鄂尔多斯部的迁入以及“隆庆和议”的达成,民族与文化的交流、互通得到进一步加强。清代以来,盟旗制度等政策的推行和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这一区域在保留浓郁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潮。
如今的鄂尔多斯,资源禀赋突出,转型步伐加快,经济实力强劲,发展环境良好,民生品质卓越,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享有“暖城”之美誉,充满了勃勃生机。有感于斯,我谨填《苏幕遮》词一首,以表情怀:“大河弯,长城立。远古先人,对话寻遗迹。岩画天书存旧忆。民俗风情,多彩迷人戏。阅春秋,犁剑替。民族交融,共铸同心璧。筚路蓝缕行砥砺。新貌暖城,洋溢昂扬气。”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