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400年前的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研究“它”，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把“它”彻底搞清楚。而我的目标，就是攻克“它”。

    “它”是脓毒症，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它能导致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进而带来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损害。全球每年有约5000万脓毒症病例，1100万病例死亡。脓毒症为全球第三大死因，尽管它并不出现在疾病死亡率排名中。因为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综合征。

    在重症医学科，我们说脓毒症有“三高”：发病率高，ICU里，每3个患者就有1个是脓毒症患者；死亡率高，全球脓毒症患者的平均死亡率为20%，部分地区高达30%到40%；救治费用高，倾家荡产也未必能将患者救回来。

    上世纪80年代起，“炎症因子理论”成为脓毒症研究的主流方向，凯文·特雷西（Kevin Tracey）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2008年，我自荐当他的学生。他非常直白地拒绝了我，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怼”：“您近两三年缺乏顶尖级科研成果，就是因为没有招收到像我这样的学生。”

    于是他给了我机会，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博士快毕业时，我的研究发现蛋白激酶R（PKR）促进HMGB1的释放，打破了美国纽约地区博士研究生的成果纪录。以相关研究为内容的论文，相继在《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做科研要坚持实事求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医生、科学家，只在实验室里是不行的，在临床中和“敌人”近身交战，才能发现“敌人”的破绽。

    在临床上，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脓毒症患者时常伴有一种并发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它让病人的微循环中到处都是血栓，严重堵塞血管，这样会使患者几乎没有生的希望。

    我们通过无数次实验，揭示了凝血与免疫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了程序性细胞死亡引发重症中暑等类脓毒症的重要致死原因，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对科学界的杰出贡献与重大理论突破”。

    做科研还要心中装着人民。脓毒症的救治费用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脓毒症在全球新药研发领域堪称最难适应证之一，我们是不是能从老药中筛出一些便宜又好用的？

    这个“老朋友”还真被我们找到了。它就是临床上用于抗凝的药物——肝素，能对脓毒症患者起到保护作用。而肝素又能从猪身上大量提取，经济又实惠，有望解决老百姓用药贵的难题。

    科研之路，道阻且长。立于山巅向天问，方知宇宙浩瀚；登攀顶峰敬自然，只因生命可畏。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