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野

    杨乐先生走了。他带着对数学的挚爱，对年轻人成长的期望，对中国数学事业的牵挂，离开了我们。

    自今年6月6日先生入院这4个多月以来，医生不时说他的身体状况持续下滑，我们一直期盼着奇迹的出现，企盼上天给我们爱戴的前辈多一点时间。然而，10月22日下午，我们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先生的心脏慢慢停止了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一周来，恍惚中，感觉先生的身影好似仍在我们身边，在办公室、在晨兴楼的教室、在园区的小路上……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与先生初次见面的那个夏天。

    1994年我念研究生一年级，暑假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听张寿武老师的演讲。数学所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优越的科研环境，胥鸣伟老师建议我来这里访学。彼时，杨先生是数学所所长，他得知情况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杨先生和王元先生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建议在数学所探索“开放研究所模式”，成为全国科研改革的范例。

    杨先生主要从事复分析研究，虽然和我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是他对我研究工作的帮助却是巨大的。他的激励使我在数学研究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地前行。

    我选择回国工作，缘于杨先生对我的激励。2005年，我还在国外做博士后。数学所邀请剑桥大学的数论大师John Coates来北京，并为庆祝Coates的60岁生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我受邀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作了报告。当时，杨先生作为东道主参加了这次会议，认真听了我的报告。会议结束后不久，我意外接到了杨先生从北京打来的越洋电话。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北美时间下午5点多。杨先生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时任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希望丘成桐先生把晨兴数学中心建成一个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国际一流的数学研究机构。杨先生希望我尽快回国，来晨兴数学中心工作，为国家作贡献。挂掉电话，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在这个北京冬日的凌晨，已近古稀之年的杨先生，特意早起给我打电话发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数学中心”的邀请，这使我热血沸腾。

    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看到了我们和西方数学上的差距。我记得华罗庚先生曾说过“数学是我先民所擅长的科学”，但为什么我们的数学落后了？我们该如何建设数学强国？我几乎当时就做了决定：我要回去，回到当年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前辈工作过的地方，在自己的国家从事基础数学的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杨先生在倡导年轻人学成回来报效祖国的同时，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为国默默奉献呢？

    2006年，我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晨兴数学中心。杨先生和王元先生约我谈话，他们希望中国数学能够尽快与世界接轨，让我回来后专注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要有勇气去攻克难题，不要追求发表论文。在刚回来的那段时期，由于尝试新的课题时遇到一些阻碍，加之对科研环境和交流方式一时不大适应，我甚感苦恼。这段时间杨先生不时跟我聊天，平和的交谈在无形中化解了我的烦恼和焦虑，使得我可以潜下心去关注学问，享受科研，而鲜少感知外界的浮躁。在晨兴数学中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正是在杨先生的呵护下，我们得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喜欢的数学研究。

    终于，2013年，我在同余数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杨先生得知我获得国际数学联盟和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联合颁发的拉马努金奖，非常高兴，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研究，挑战更高的目标。2022年，我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得知这个消息，杨先生喜不自禁，仍像往常那样鼓励我要潜心探索，争取获得更大的成果。近几年，杨先生又对我寄予厚望，不仅让我承担国家重大需求任务的攻关，而且还告诉我在科研之余也要多花些时间培养和引进年轻数学人才。

    杨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心里永远装的是数学，他最关心的是我们在研究什么问题、做出了什么成果、引进了什么样的人才。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到医院看望他。一开始先生的呼吸有些急促，这次我缓缓地把当天数学所学术委员会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告诉他“所里最近又引进了两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这时先生的呼吸似乎平缓了下来，静静地听着。我还轻声地告诉他，大家都很想他，盼他早日康复；年轻人科研很努力，请他放心。这时，先生睁开了眼睛，露出了笑容。那一刻，阳光映着他的脸庞，圣洁而慈祥。

    此生有幸受教于先生，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先生的教诲终不敢忘，先生的数学强国梦必将实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华罗庚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