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禾

    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体系可将生态环境产品化，形成生态产品生产体系、交易体系和流通体系，将绿水青山中蕴含的生态产品高效变现，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今年4月1日起，北京市地方标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将正式实施，为北京市范围内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打开新通道。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也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案和机制。例如，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方案》，统筹推进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为九大高原湖泊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评价依据；浙江、四川、江西、深圳等地也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制机制、方法等方面的建设。

    一条以生态产品总值（GEP）为导向、协调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路径正日渐清晰。

    “有价化”生态系统各项产品和服务

    GEP，是指一定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的所有生态产品的货币价值之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生态产品的价值。GEP核算是指计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对GEP进行核算，可将各类生态系统的生产总值量化，衡量和展示生态系统的状况及其变化。

    “大家都知道湿地、森林、湖泊等是有价值的，但具体有多大价值，在概念上依然是模糊的。GEP就是将生态系统的各项产品和服务‘有价化’。它算的是一本‘生态账’，可以更直观地体现生态系统价值，科学衡量‘绿水青山’可以转化成多少‘金山银山’。这是一个对标GDP的新概念。”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海华说。

    “GEP核算体系有效弥补了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以科学的统计方式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余璟说，GEP核算将生态系统视为核算整体，通过定量核算生态系统的产出和效益，衡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GDP“勒上”生态指数的“缰绳”，形成以GDP增长为目标、以GEP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

    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研究中心教授张林波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变革。生态产品是绿水青山在实践中的代名词和可操作的抓手，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可带动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投资，为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提供增长极和动力源。

    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

    GEP核算体系可将生态环境产品化，形成生态产品生产体系、交易体系和流通体系，将绿水青山中蕴含的生态产品高效变现，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

    浙江省丽水市生态优势突出，是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但其全域属于浙江省加快发展地区。“生态高地”能否推动“经济洼地”跨越式发展？作为我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丽水率先发布国内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建立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生态产品交易、生态信用制度三大体系，开创了GEP进规划、进决策、进考核等机制，培育了一套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创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GEP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丽水请来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的“智囊团”，设计了3大类、46个小项的指标体系，科学、系统地为生态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定价。

    “我们村的生态竟然值1.6亿元！”作为首个GEP核算试点村，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的村民犹记初见《遂昌县大田村GEP核算报告》时的震撼。

    2021年，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安溪畲族乡某商业用地挂牌出让同样引发关注。“由于生态环境好，这一区块被划为‘生态地’，进行价格评估时采用GEP核算标准。”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伟君说。

    在该商业用地458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中，要拿出34.88万元作为生态环境增值部分，用于当地环境改善、生态产业扶持。这是“谁保护，谁受益”理念的实践，也是基于生态产品供给的财富分配方式变革。

    丽水还将GEP纳入地区考核机制，开创性地将GEP和GDP双增长、GEP向GDP转化率等4个方面、30项指标，列入市委对各县（市、区）的年度考核、专项审计指标体系，以更好发挥这根“绿色指挥棒”的导向约束作用。

    还需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问题

    算准“生态账”、定好“生态价”并非易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GEP核算的难点在于生态产品类型多样、差异明显、难以进行统一核算等。

    例如自然观光旅游产品，其价格为游客对旅游景区及其服务的付费，但其价值是多元的，既包括优美景观的价值，也包括清新空气、干净水流的价值，还包括酒店、交通设施等人工建设部分的价值，这些价值在实际核算过程中难以被剥离开、分别进行定量核算。此外，生态产品的受益主体难确定，局部生态系统产生的价值会发生移动，导致其受益主体不限于本地。这种效用的外溢也会造成生态产品供给者和受益者身份难以确定，加大核算难度。

    为了解决生态产品“难度量”等问题，2022年，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根据该规范，各地也在探索符合本地情况的GEP核算体系。比如，今年初发布的《北京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和应用体系基本建立，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到2035年，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建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研究员说，《实施方案》提出的GEP核算结果应用路径，体现了北京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特色，为破解生态产品的“变现难”，实现生态产品从“有价”到“有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依据。

    张林波建议：“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核算技术指标体系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计量核算方法；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摸清生态家底；将生态产品价值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之作为官员考核和离任审计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