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全国大学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若干主题的研究基地，对中国科技遗产开展系统性、持续性研究，不断丰富和阐释中国科技遗产的多方面价值。

    ——贺云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本报记者 金 凤

  “在我国，保存着众多的科技遗产。然而，我国迄今仍未建立国家科技遗产名录体系，许多珍贵的科技遗产散落于田野或淹没于一般文物及文化遗产类型中。”常年奔走于文化遗产现场，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近年来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问题：科技遗产是中国国家遗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技遗产也具有唯一性、不可再生性、自然易毁性等特征，必须实行国家保护和利用。

    近日，贺云翱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主持，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国家科技遗产名录体系并开展相关保护利用工作。

    科技遗产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包含较高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创新价值的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科技实验、科技研究、科技观测、科技设施与设备、科技建筑、科技碑刻、科技人物遗存、科技文献等遗产类型。

    作为文化遗产研究者，贺云翱不时能从文化遗址中，发现科技遗产的痕迹。

    山西陶寺古观象台考古遗迹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科学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它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独特创造。

    “陶寺遗址古观象台遗迹不正是4000多年前中国先人建造的天文台吗，它所蕴含的智慧和科学精神，孕育并推动了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及古天文学。”盘点文化遗存寻访的足迹，贺云翱发现，其中隐藏的“科技密码”不时带来惊喜。

    在重庆境内保存的白鹤梁水文石刻，记载了自唐代以后1200多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长江水位变化。贺云翱认为，该遗产其实就是一处包含水文学、气候学、生态变迁等科技作用的“天然实验室”。

    在贺云翱看来，我国不少珍贵的科技遗产还淹没在一般文物体系中，“目前我国已经有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城市遗产、水利灌溉遗产等国家保护体系，不同遗产的文化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而科技遗产保护体系建设尚为空白。”他说。

    贺云翱建议，依托专业力量开展全国范围内科技遗产的普查与申报统计工作，全面掌握其资源数量、分布和保护现状，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及数据库，并提出保护措施和开发利用规划等；制定出台加强我国科技遗产的保护、研究、利用的相关法规或工作条例，保障科技遗产事业健康发展。

    同时，建立分级、分类型的国家科技遗产名录体系，明确分级、分类标准，按其重要性进行分级，按功能进行分类。

    “还要积极开展科技遗产的学术研究。在全国大学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若干主题的研究基地，对中国科技遗产开展系统性、持续性研究，不断丰富和阐释中国科技遗产的多方面价值。”贺云翱表示。

    探究科技遗产中的人类文明密码，也将在古典和现代、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搭建时空对话的桥梁。贺云翱认为，还可建立不同主题的科技遗产博物馆、遗址公园、研学基地等，使中国科技遗产与现代科技知识相结合并成为全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