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科技进步法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锐在发言中表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需要创新引领，增进社会民生福祉要靠科技支撑，当前，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已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巍则认为，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实施后，会对国家全面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目前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达到GDP的2.4%，已经不算低了。”李巍认为，从绝对的投入量来看，虽然我国目前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在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的投入，只占科技总投入的6.2%，而发达国家的基础研发占到整个科技投入的15%—20%左右，所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震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看来，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明确基础研究的比例有利于让法能够真正发挥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要达到8%以上，但是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很多。

    杨震还提出，许多企业研发经费很少，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内很多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本身资金不雄厚，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东西很容易被人家仿冒出来，影响生存。他建议，草案第12条第一款增加“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构建良好的创新和营商环境”。

    他同时表示，知识产权只是保护产权个体的制度，而标准则是从众人共同遵守条款的角度来推动发展，国家应加强鼓励各个领域大力推动制定国内外技术标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田红旗很细心，他注意到，在本次修订草案中出现了9次 “科学伦理”相关表述。而“伦理”这个词在现行科学技术进步法只出现了一次。

    他指出，此次修订草案中，虽然规定了违背科学伦理的罚则与责任，但没有明确科学伦理的具体内涵与涉及的范围，如果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对科学伦理进行界定，后续可能会导致规避责任或者随意惩罚两极的局面。田红旗建议，从科学伦理问题的源头出发，增设条款或者增补内容，对科学伦理进行界定，以避免法律适用难、随意解释法律的情况出现。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林建华看来，科学研究本身应该是遵循自己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当科学技术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特别要关注科技向善，将来随着AI、生物技术等的发展，科技向善就变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