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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璐

    等级化、网络化、地域化是全球化的三种力量。多中心、多尺度、非同构是国家治理空间尺度形态的主要体现。国家尺度重组已成为欧美工业转型与危机管理的一种新空间生产策略，以提高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和全球竞争力。

    空间再生产的载体正发生显著变化

    全球化、区域化、本地化空间再生产的载体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并通过其间一系列连续或离散的时空联系，将全球—国家—地方之间的垂直尺度立体化。

    一是形成了巨型城市区域和城市群。全球城市区域等战略性的次国家空间和全球经济竞争地理单元已成为国家治理空间尺度重构的重要地理目标和制度场所。城市作为网络存在于网络之中，巨型城市区域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交互作用下形成，其强调经济、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突破以往所强调的城市化经济范畴，并解构传统的城市中心化发展模式，通过都市区、城市群之间的多维网络联系，促进城市体系的多中心化和区域发展的再平衡。

    二是形成了区域化集群和虚拟化集群。以参与主体多元化、组织机构开放化、行业领域跨界化、链接机制平台化等为特征的区域集群，为全球经济时代的创新提供了绝佳载体。技术创新的系统化、创新组织的网络化、产业组织的虚拟化改变着各类要素的时空配置路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规模集聚转向新型的网络集聚，且集聚规模极大增加，加速推动基于传统地理空间集聚的区域集群，向基于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一体化集聚的“超空间”虚拟集群演化与发展。

    三是形成了新产业空间和产城综合体。全球化产生新产业价值链，其引领的产业分工促使大都市产业结构调整，建立适应高新技术的新产业空间，并成为统领城市和区域空间重组的主导力量。其中，科技园区是新经济发展中成效最显著的空间组织形式。同时，新产业空间正由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通过建立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产城综合体，以产促城、以城兴产。

    四是形成了特殊经济区域和全球经济飞地。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出口加工区等是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政策工具，发挥着窗口与基地、先行地与试验场、增长极与示范区等作用。同时，发展超国家层面上的自由贸易区逐渐成为集经济、政治、外交、安全为一体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共建工业园区等全球化经济飞地也已成为构建高效便利的国际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载体。

    四方面发力推进国家空间生产

    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双轮驱动下，多元多维要素地理场所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交互作用，加速重塑经济产业空间组织模式，促进新国家空间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着力推进国家空间生产：

    一是持续发挥国家体制的引导作用。正是由于地理场所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耦合约束，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兼顾重视区域差异和区域内外作用，科学合理、系统规范地划分国家治理的空间尺度，建立系统科学、规范统一的区域政策空间体系，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区域。应统筹推进更具流动性、承载力和弹性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各类社会经济发展载体在传统地理空间的物理连接性和在多重要素流动空间的“超空间”网络连接性。应统筹布局、科学分工，加快建设国际/区域科创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等经济一体化空间再生产的门户枢纽，将城市节点和信息节点等有效整合，不断强化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网络集聚效能，全面提高全球城市体系、全球创新网络、全球金融体系、全球经贸体系中的枢纽能级水平。

    二是重视区域性地域组织的协调作用。城市区域多尺度空间具有反身性，其既是空间生产的产物，也是空间生产的源头。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是巨型城市区域治理尺度建构的本质。应充分利用府际协议、地方政府联席会议、城市间联盟、区域治理专门机构等具体机制，搭建多层次、多类型、制度化、权威性的跨区域协调组织体系，以柔性的尺度重构实现纵向对接、横向互联以及地理边界、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的良性耦合，有效解决巨型城市区域合作治理的困境，促进次国家区域开拓内生性发展潜力。应以超越国家的全球视野，以资本流动的动态视角，积极参与超国家层面的大区域合作，充分依托超国家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区域一体化组织等，培养制度认同和信任，建立双边或有限多边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减少参与全球化分工的交易成本。

    三是强化网络化协作组织的枢纽作用。网络化协作组织是处于科层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双边、多边及交错混合的中间组织形态，能够体现全球—区域—本地多维空间尺度下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应充分发挥集群组织、联盟组织、行业协会等网络化协作组织的桥梁纽带和“织网人”作用，有效连接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各类主体，建立更加开阔的协同治理体系，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多链同构，实现跨主体、跨行业、跨区域的产业合作、技术合作、科技合作。应强化龙头企业、产业联合体、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网络化产业组织载体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充分借助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化技术升级打造虚拟集群，打破产业发展的空间阻力与融合阻力，并适应网络结构的运行与演化，健全网络化协作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以保证网络化协作组织的有序运作。

    四是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全球化为经济提供增长动力的同时，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发展迅速。在德治与法治的全球“双擎治理”模式下，价值共识是全球合作的价值观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基石。应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倡导合作共赢模式，推动建立开放、包容、透明的国际制度体系。应以人为本，重视以系统观整体平衡和解决经济—社会—生态问题，重视决策统一性和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特别是在适应气候变化、极端气候灾害应急治理等议题中，应高度重视民众机动能力建设、信息和信息解读培训等。此外，人类社会、数字空间和物理世界“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新社会形态，带来区域治理和社会治理空间的尺度重构。应持续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培养创新型数字劳动力，避免结构性失业风险，并加强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监管。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