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郁建兴 徐越倩

    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平衡效率与公平、兼容发展与共享的问题，是矫正先天环境造成的劣势地位以及消除制度性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让事实上的社会最弱势群体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立足于我国当下的发展现实，消除环境和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主要内容是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协同发展。可以说，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也不是“过大差距”，其具有整体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

    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和哲学层面讨论，更要实现理论和具体制度设计的衔接，需要从市场、行政、社会、文化、技术等维度建立完善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之根本

    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不仅要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产业形态，更要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社会弱势群体，提高其收入水平，实现区域、城乡、群体之间收敛。提高经济发展收敛性的措施包括：通过放宽市场准入，让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平公开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找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调整产业政策，与发达地区错位竞争或形成互补的产业链；重点发展附加值高但技术更新迭代相对缓慢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样既能让企业保持较高利润率，同时也会促使政府或企业通过社会投资型政策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容易形成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赢”格局；推动发达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管理经验、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欠发达地区复制、推广、转移，从而帮助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治理能力。

    充分发挥行政机制，紧紧围绕统筹协调之关键

    继续巩固、发展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注重发挥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制度联动作用与整合效应，构筑起严密精准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根据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合理提高社会保障各项制度的待遇，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建立与地方财政实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动态调节体系。二是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社会保障的新形势、新发展，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探索多种形式的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制度，鼓励市场与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增加对家庭及儿童福利待遇的投入，肯定家庭养育孩童的社会性贡献，以积极的家庭社会政策来促进人口生育率的提高。三是针对当前新业态用工高度流动性及劳动用工关系不明确的特点，积极探索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特别是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充分发挥社会机制，激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

    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需要与初次分配、再分配一起成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它有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缓解社会个体焦虑情绪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第三次分配领域众多，其中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包括：慈善捐赠能有效防止返贫现象和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企业能促进区域发展和实现先富带后富；志愿服务能有效关注弱势群体和扩展其社会资本；公益文化艺术的发展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富裕。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需要培育社会慈善主体，拓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以及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

    充分发挥文化机制，同步推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

    通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大量喜闻乐见和拥有高雅趣味的文化产品，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品位和文明修养，也通过文明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氛围，以社会融合和文化建设来减少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冲突，丰富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除了与精神生活紧密相连之外，本身也有丰富的“创富功能”与“共富内涵”，依托地方的文化类产品、文化旅游及民宿民俗文化等都可能带来“创造财富”的溢出效应。此外，文化还有潜在的、衍生的再分配功能，例如低收入群体通过提供农村生态游、发展民宿等致富。

    充分发挥数字治理机制，使之成为共同富裕的新支点

    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全面提高生产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还可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包容性。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搭建远程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扩大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打破地区间、城乡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资源差异而产生的公共服务获得性壁垒，拓展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渠道，促进跨区域、跨城乡公共服务的合作与共享。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信息识别、分析、预判，使公共服务支出更为精准、公平与高效。

    （作者分别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