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强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

    纵观全世界，从美国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到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国家层面的研发补助项目已经常态化。研发补助项目主要是为了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克服技术溢出、研发不确定性和研发资金约束等引发的市场失灵。我国政府也不例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研发补助项目层出不穷，但如何通过研发补助刺激企业创新，突出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仍值得思考。

    企业对研发补助的获得感不强

    虽然各级政府以不同形式向企业发放研发补助，但不少企业家表示，企业对研发补助的获得感不强，制定研发计划和研发补助关系不大。一是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补助金额相差巨大。根据公开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1319家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4650.78亿元，企业研发投入中位数值为1.08亿元，其中749家企业累计获得研发补助143.22亿元，企业获得研发补助中位数值为401.57万元。因此，企业认为研发补助并不能对研发投入进行有效补充。二是研发补助往往是项目结束后获取，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没有很好地缓解研发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

    当前，研发补助项目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企业对研发补助的获得感不强，期望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从而对企业研发投资进行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面对经济下行和地方债务攀升的压力，各级政府财政约束力度不断加大，相关补助项目的开支可能面临缩减。因此既要精打细算，也要提质增效，那么研发补助的目标和效力需要被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各类研发补助的目标和效力

    企业认为政府的研发补助应该是研发投入的有效补充，实际上误解了政府研发补助的初衷。各级政府在制定各类研发补助政策时，设立的政策目标不够明确，导致各种研发补助项目向企业传递一个单一信号——“奖励”。各级政府制定研发补助政策的初衷是刺激企业创新，但这些政策究竟会产生何种作用、如何产生作用，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级政府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深入探讨研发补助的政策目标。研发补助的目标具有多样性，但目前有3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通过研发补助对区域内重点产业链进行强链、补链和稳链，提升我国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研发补助强化企业在国际领域的合作，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创新网络中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三是通过研发补助建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多层次研发体系。目前，研发补助仍然倾向于短平快且回收周期短的项目，不利于我国产业研发实力的整体提升。

    政府大力支持创新，那么研发补助是不是越多越好？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在研发补助领域同样适用。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据表明，研发补助无论是对企业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均呈现“倒U形”的影响。也就是说，研发补助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有效门槛值，在门槛值范围内，研发补助越多，对企业的刺激效果越好，但当研发补助超过门槛值时，其产生的效力就会走“下坡路”。若各级政府在研发补助领域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很可能起到反作用。

    研发补助是企业吸引投资的“金字招牌”

    实际上，政府研发补助本就不应该在企业研发投入中“唱主角”，而应做好“搭台”工作。为有效发挥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各级政府应向社会传递两种“认证信号”，即帮助企业坚定研发路线和吸引研发所需的外部投资，发挥“认证效应”。

    研发补助是企业研发路线的“认证信号”。企业以技术、产品等项目申请研发补助时，各级政府往往会组织业内专家学者对该项目进行严格评审，由于政府并不参与企业竞争，因此可以同时掌握同行业竞争企业的多个项目信息，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在这种横向评比中胜出的项目，往往优于同业竞争对手。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向企业传达这一信号，促使企业坚定自身研发路线，增强企业获得补助后的研发信心。

    研发补助是吸引外部投资的“认证信号”。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既不会投入资源也没有渠道去有效评估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研发水平和技术前景。但如果企业在研发补助项目中胜出，相当于政府帮助外部投资者进行了高质量企业的筛选。此时，企业是否获得研发补助项目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补助的金额。政府和企业都应该重视并宣传这种信号，以此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吸收研发所需的外部投资，从而有效发挥研发补助的杠杆作用。为此，各级政府应当重新设计研发补助项目，在企业递交项目方案之前就应该向外部投资者传达这一“认证信号”，宣传项目筛选的广泛性、倾向性和严格度，同时规范评审流程，确保筛选结果的有效性和指导价值。

    （作者系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产业园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