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之歌，可降解的环保型的骨灰坛被慢慢放入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骨灰坛将融化在大海中。

    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工作多年的葫芦岛海域。这是享年96岁的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生前嘱托的三件事。

    出生在海滨城市海丰县，长期工作在核潜艇和核电站的海边基地，大海串联起彭士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从研制潜艇核动力到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从指挥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到建造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的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路，拓荒牛，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只要祖国需要 我当然愿意

    对祖国大海，彭士禄有着割舍不了的情愫。

    作为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之子，彭士禄4岁时成了孤儿。11岁那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被祖母认领出狱，乘坐破旧的小船在风浪中颠簸，逃往香港避难。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底到达延安。抗战胜利后，彭士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在喀山化工学院学习化工机械。

    1956年，陈赓大将访苏，召见了正准备启程回国的彭士禄，对他说：“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学原子能专业，你愿意吗？”彭士禄不加思索，即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于是，他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彭士禄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原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这年年底，我国开始进行核动力装置预研，他被任命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没有主任，他是实际负责人。当时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毛主席豪迈地讲：“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可一天也不能耽误

    对科研人员来说，一万年太久了，只争朝夕。

    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近万人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909基地。

    身为副总工程师，彭士禄是基地技术负责人，但他与大家一样住干打垒，一起加班加点。1969年3月，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主厂房落成后，他就又随安装队伍住进了厂房。一身工装、一身汗水，安装中哪里有问题、哪里最关键，他就出现在哪里。

    从1970年7月18日起，陆上模式堆开始起堆试验。试验期间，他把被子搬进厂房，24小时连轴转，以便随时发现、分析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功率每提升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因为敢于在情况不确定时拍板做决定，同事们给彭士禄取了两个雅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后来他说，不拍板怎么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彭士禄敢于拍板，并非“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他手里有三张牌：数据牌、简单牌、团队牌。

    他曾谦虚地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实现满功率运行。1970年12月26日，核潜艇下水，1971年8月15日，开始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彭士禄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对妻子说：“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喂了王八，你也别哭。”

    1974年8月1日，“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后，彭士禄扎根在葫芦岛核潜艇制造厂进行后续艇的安装调试工作。

    有一天胃疼剧烈，他被工地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有生命危险。海军医院的医生被送到工地为他做手术，切除了3/4的胃。

    手术后第三天，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彭士禄被用担架送上飞机回到北京，在海军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出院，又开始超负荷工作起来。人们劝他好好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工作，他却说：“不怕死就死不了，核潜艇可一天也不能耽误。”

    不是我大胆 那是我的责任

    “只要祖国需要，让做什么他都愿意。”知父莫若女，女儿彭洁了解父亲。

    1983年彭士禄从核工业部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南下出任广东省核电站建设指挥部指挥长。57岁的他再次创业。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遇到很多过去从未有过的政策性问题，“左”了、“右”了都不行，必须恰到好处，这谈何容易。

    面对各种争议，他敢于拍板、承担责任。有些拍板和做法人们不理解，甚至加以反对。他对这些指责从不放在心上：“不是我大胆，那是我的责任，如果有100个问题，我必须解决99个，只能剩下1个必须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否则，要我这个全权负责的总指挥干什么？”

    现在回头看，彭士禄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基本重大决策是正确和影响深远的。

    1984年春节，正好上大学放寒假的彭洁和妈妈一起去了趟广东。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刚到的那天晚上，司机、秘书和家里人都吃的方便面。

    筹建办迁至深圳后，为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蛇口区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彭士禄。彭士禄为了节省资金，将这间办公室兼作卧室。在这间屋子里，他经常早晨吃方便面，中午吃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晚上和大家一起聊天、讨论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许多拍板和重大决策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兼卧室作出的。

    2017年，彭士禄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100万港元奖金。彭士禄决定捐献奖金，设立一个奖项。经有关组织和领导多次说服后，彭士禄才同意将用奖金设立的奖项命名为“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

    办完奖金捐献手续，彭洁和父亲开玩笑：你得了这么多的奖金，给我点多好。没想到父亲认真了：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

    彭洁说，自己本来是和父亲开玩笑，听到这一席话，立刻被感动了，“我觉得他和爷爷一样，心里装的是全天下劳苦大众。因为他从小感受到的是一种爱，亲身感受到贫苦农民百姓给予的养育之恩，所以有了一种更大的胸怀，就是要回报祖国，回报党和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