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当京沪高铁跨越淮河时,巍峨而立的两座山——荆山和涂山就会映入眼帘。传说大禹曾在此与诸侯会盟,劈山导淮。治淮,从那个时代就拉开了帷幕。
“小雨小灾,大雨大灾”,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从1400年至1900年,淮河全流域共发生较大水灾350次,旱灾280多次,唱着花鼓乞讨的淮河灾民足迹踏遍全国。
新中国成立前的近半个世纪中,淮河流域的灾情更为频繁和严重,从1901年至1948年,淮河全流域共发生水灾42次,旱灾23次。
这条“最难治理”的千里大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开始才得以逐步被驯服。
1950年夏,淮河流域阴雨连绵20多天,淮河中上游支流堤防先后漫决。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中称,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受灾人口共九百九十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抱头大哭,干部垂头流泪。
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后,落了眼泪,他在批语中指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1950年秋天,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之后仅仅18天,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大批干部、学者、专家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4个月时间,220万军民集结于治淮一线。
从鸭绿江畔到淮河两岸,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两线作战,只为解救人民于水火!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0月14日,由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发布,提出上、中、下游三省应在坚持“蓄泄兼筹”方针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
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掀起三次治淮高潮。
治淮陈列馆里,一张褪色的黑白老照片深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工地上,数以千计的治淮民工头顶烈日,挥舞着镐头,挑着担子,开挖土方——那是1951年4月1日,淮河流域第一座山谷水库——石漫滩水库开工建设时的情景。
1952年,白沙水库、板桥水库建成;1953年,薄山水库、南湾水库、蒙河洼地进水口的王家坝闸基本建成;1954年佛子岭水库、大坡岭水库、龙山水库、梅山水库建成。
1954年5月至6月间,淮河流域相继出现大雨和暴雨,发生了全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洪水规模而言,1954年洪水规模大于1931年,但灾情比1931年小得多。
1991年,淮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淮河大堤上临时搭起的灾民住棚,一眼望不到头。是年1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的决定发布,宣布从当年冬季起,用十年时间,完成治理淮河的任务。
2003年6月28日,淮河入海水道主体工程提前两年半完成,具备行洪条件。彼时正值雨季,淮河中上游连日暴雨,洪泽湖水位不断猛涨,形势危急。7月4日国家防总下达紧急命令,当夜必须启用入海水道,此时距离入海水道主体工程完工仅6天时间。33天连续泄洪,泄洪总量43.8亿立方米,洪泽湖周边200多万亩圩区没有滞洪,避免了洪泽湖周边滞洪区30万人大转移。
据测算,在2003年和2007年淮河大水期间,已建成的治淮骨干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灾面积、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均呈逐步减小趋势,治淮19项骨干工程多年平均减灾效益74亿元。
淮河治理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淮河治理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程。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7月,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疫情防控与防汛救灾——同样面临“两线作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我国治淮机构强化预警监测,先后启用梅山等骨干水库以及蒙洼等8处行蓄洪区,对洪水进行有效调控。此次洪水,淮河流域无一人伤亡,水库无一处漫坝,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防汛抗洪工作井然有序。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是王家坝闸。他强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在蚌埠治淮陈列馆里,陈列着数封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治淮工作的批复函件。密密麻麻的批示中,凸显了党中央对彻底结束沿淮人民苦难的决绝之心!“70年治淮总投入9241亿元,产生直接经济效益47609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5.2,效益显著。淮河的系统治理、开发与保护,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治淮陈列馆解说员江博君激动地说,“70年治淮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根治水患,修好淮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