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全球海平面逐渐上升……这一切都与陆地上空不断积聚的温室气体有关，而二氧化碳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分。

    11月14日记者获悉，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方双喜联合国内科研团队，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团队实测的中国陆地植被吸碳能力，比学界对其的固有认知高了一倍。

    “我们从国内7个站点测得2009年至2016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摩尔分数，也利用碳卫星遥感技术测量了植被土壤数据，估算出，2010—2016年，中国陆地生物圈的平均碳排放量为-11.1±3.8亿吨，相当于这一时期国内每年人为排放量的45%。”方双喜解释道，也就是说，在这7年里，中国人为活动的碳排放量，近一半被陆地生物圈吸收。

    方双喜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团队绘制的图表。图表显示，2010年到2016年，我国植被覆盖面积逐年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陆地生物圈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对比当前世界对中国陆地生物圈的固有认知，我们猜测，这其中植被发挥的作用可能一直被低估了。”方双喜说。

    碳在大气圈和生物圈的循环之旅

    碳元素无处不在，它在地球的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圈中交换，并随地球运动循环不止。

    “如果人们因为温室效应而觉得碳元素在大气中最多，那就错了。”方双喜解释道，其实地球上的岩石圈和化石燃料才是最大的储存碳元素的两个“仓库”，其中所储存的碳元素的量约占地球上碳元素总量的99.9%，在这两个“仓库”中，碳元素迁移、转化活动缓慢，起着贮存库的作用。

    “和上面两个‘仓库’比起来，大气、水体、生物体则像是物流仓库，在它们中的碳元素会在不同物质间迅速迁移、转化、交换。”方双喜说。

    方双喜团队青年教师臧昆鹏介绍，植物从空气中获得的二氧化碳，会经光合作用转化为葡萄糖，再综合成为碳化合物。动物食用植物后，将其转化成动物体的碳化合物。动植物的呼吸作用又把体内的一部分碳转化为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另一部分则构成生物的机体或在机体内贮存。动植物死后，残体中的碳，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生成二氧化碳最终排入大气。水环境下的碳循环与空气中的碳循环大同小异。

    方双喜说，很长一段时间，地球上的碳基本保持着“边增长，边消耗”的动态平衡。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人类开始大量开发使用化石燃料，把地球存储下来的碳元素转化为二氧化碳释放到空气中，打破了“碳平衡”，造成了全球变暖的后果。

    因此，要想重新实现“碳平衡”，就要减少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并将多余的碳封存固定起来，不排放到大气中。

    方双喜介绍，目前的固碳方式主要有两种，物理固碳和生物固碳。前者是将二氧化碳长期存储在开采过的油气井、煤层和深海里，而后者则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以有机碳的形式固定在植物体内和土壤里。

    影响森林固碳的各种因素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无疑是系统中最大的“碳库”。

    2018年，《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曾以专辑形式，发表了来自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的7篇论文。论文称，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碳汇角色。所谓碳汇即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例如上述论文提到，2001—2010年，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2.01亿吨，相当于抵消了同期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14.1%，其中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是固碳主体，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森林的固碳量与森林的年龄组成密切相关。一般森林据其年龄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其中固碳速度在中龄林生态系统中最大，而成熟林和过熟林由于其生物量基本停止增长，其对碳的吸收与释放基本平衡。

    “影响森林固碳的还有火灾。”臧昆鹏说，森林火灾发生的过程中，不仅直接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排放，而且还破坏了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改变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固定、分配和循环，并影响与大气间的气体交换。

    此外，森林固碳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温度、降水、光照、热量、径流和土壤性质等。“陆地植被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会随不同季节光合作用的强弱而变化。因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随着季节产生周期性变化。”臧昆鹏说，一年中，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春季最高，夏秋季降至最低。

    植被固碳能力是这样测定的

    那么，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对植被固碳能力进行精准测定的呢？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全球二氧化碳的观测主要采用非色散红外分析仪和气相色谱仪，二者既可以安装于大气本底观测站，开展现场连续观测，也可以安装于固定实验室，开展大气离散样品的分析测定工作。

    “进入21世纪，观测设备逐步升级为腔增强吸收光谱技术分析仪，这种设备比传统设备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可获取更高质量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观测数据。”方双喜介绍道。

    在浙江临安北部山区，矗立着一个高达55米的高塔，高塔的3个采样口，24小时不停歇地抽取空气样本。高塔旁几间实验室里的高精密仪器，记录着每一毫升样本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这是方双喜团队的监测站点之一。

    “获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数据对监测区域环境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采样的选址尤其关键。”方双喜告诉记者。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大气成分站选址要求》（QX/T 174-2012），明确了应避开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地区，避开污染源、满足一定净空条件等多项内容。

    方双喜介绍，团队的观测站点主要集中在7个区域，分别是青海瓦里关、北京上甸子、浙江临安、黑龙江龙凤山、云南香格里拉、湖北金沙和新疆阿克达拉，它们分别代表欧亚大陆，以及我国京津冀、长三角、东北、西南、江汉平原和西北等区域的大气特征。

    总的来说，这7个站点连续高质量的观测数据，有力地反映了各区域内生态系统二氧化碳变化的特征，为团队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核心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基础数据源。

    “在本研究期内，对植被绿色度的卫星观测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植被的绿色度大大增加，这支持了这些造林地区土地碳汇的增加。”方双喜认为，这一成果，也向全球展现了我国在环境治理上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