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家住上海临汾小区3号楼602室的郁惠芳老人终于走出了小区，这是94岁高龄的她3年来第一次主动下楼。

    从2017年开始，郁惠芳老人就因为脑梗等多种疾病腿脚不好不能下楼，每次下楼需要有2个人扶着一步一步下台阶，从6楼下到1楼最长要30分钟，每次看病都要找人来帮忙才能下楼。她的儿子仇庆也已经70多岁，膝盖骨上生了骨刺，下楼梯买东西靠子女“外卖”，扔垃圾也是“多次并一次”。

    在上海像郁惠芳这样的“悬空老人”不在少数。上海这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已超过35%，“老、小、旧、远”四大问题中，“旧”被称为“社区治理第一难”。为老旧小区微更新、老公房加装电梯难……上海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加装第一台电梯历时4年，而从“1”到“61”，却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进入到规模化加装电梯模式。

    2014年底，临汾小区1号楼楼组长张富华看到报纸上介绍沪上某小区成功加装电梯后，在楼组内提出了通过自筹资金加装电梯的建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同。然而，到了真正加装电梯的时候，楼组里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加装电梯不是一家人的事，需要整栋楼居民集体协商同意。“加装电梯后，可能会影响到我家的采光、通风，上上下下的电梯还会产生噪音”“加装电梯获益的是高层居民，对底楼居民没有什么好处？”“有了电梯，底楼成了最差楼层，我们的房价要跌了”。

    “如此反反复复，历经数年都没法开工，楼内个别老人直至去世也未能盼到加装电梯。”说起装电梯之难，自管小组组长汪鸣华略显伤感。

    不能让类似的遗憾重演，要千方百计让居民早日用上电梯。临汾路街道党工委决定，把临汾小区1号楼列为街道首个电梯加装试点。2015年，临汾小区第一台加装电梯在1号楼初现雏形。后来，历时4年，经两次施工方案修改，最终于2019年年初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临汾路街道辖区老年人口比例超过40%，年龄在60岁以上居住在3楼以上的“悬空老人”占户籍老人的13.4%。去年以来，临汾路街道把老公房加装电梯列入一号工程全力推动。

    “老房装电梯，是居民自治行为，无法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强推，但在需要时，街道党工委要勇于担当。”街道党工委书记俞林伟说，在街道党工委引领下，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基层干部将不同意加梯的居民情况进行细致分类，梳理出“不同意理由—背后真实原因—解题方案”的三者关系表，总结出12类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件一件地回应落实。

    “担心影响采光、通风以及产生噪音”问题，背后指向的其实是“电梯的选址”。针对居民的意见，基层干部带着居民实地看其他楼组的加梯现场，让他们实际感受加梯后的采光、通风与声音；针对部分居民经济困难的情况，街道积极争取将与加装电梯配套的水电煤移位工程纳入老旧小区更新项目，为每台电梯节约7万—10万元资金；针对有居民担心电梯安装后无人管理的问题，街道抓住物业党建联建模式在临汾全覆盖的优势，把电梯后续管理纳入物业达标考核；街道还在积极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协商，在上海市率先试点以定额商业保险的形式保证电梯保养、维修经费的落实；针对反对声音集中在一楼居民的普遍性问题，街道将加装电梯与美丽楼组建设结合起来，为一楼居民免费更换入户门与过道窗……

    “哪个楼组居民同意加梯，街道就对该楼组一二楼公共空间进行美化。”临汾路街道自治办主任陈黛静透露。由于楼上居民主要通过加装在楼组大门外的电梯来上下楼，不再经过底楼，底层公共空间实际上成了底层居民的常用空间。“楼上居民不从我们这里经过了，声音反而变小了，环境也好。”有居民这样说。

    就这样，临汾路街道从最难的12个问题入手，逐渐形成了一套可推广复制的工作经验。2019年临汾社区启动加梯楼宇17幢，平均用时仅两个月，就达成了100%共识。目前启用、在建、在批的加装电梯达到61台，辖区范围内17个无电梯居民区有16个实现加装电梯零的突破。从历时4年的加装第一台电梯，到如今一年多时间的61台，临汾街道加装电梯的一号工程进入了“量产”阶段。

    如今，根据临汾小区1号楼加装电梯及其他单元立项加装电梯的经验，街道编制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手册》和《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群众工作指导手册》，分别指导施工全过程与居民自主加装电梯的群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