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信通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总体上，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贡献不断增强。

    整合全球数字经济，就是要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数字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国内数字经济规模优势配置全球数字人才、数字资源服务于国内数字经济价值发展方向，创造全球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这些重要论述为整合全球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

    国家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数字鸿沟，逐步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生产力数字化过程也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呈现三级分化的状态，一是欧美发达国家高强度地向数字科技创新领域进行投入，使得其占有全球绝大部分数字专利技术，其数字经济规模约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并且所占份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二是金砖国家创新研发部分数字技术专利，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正在加快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呈现被动接受状态，数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数字经济是把“双刃剑”，国家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数字鸿沟，逐步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会造成数字经济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贸易、产业分工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新一轮数字经济生态链，提高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本。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正在迎来两个重大历史转变，一是从数据信息供给偏好向数据信息需求有效利用深化的转变，涉及数据信息综合处理的全过程，需要加速培育信息技术软硬件科技创新能力；二是从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大部分数字核心技术到分散的多数国家掌控局部的某一领域数字核心技术的转变，需要国家间开展全球数字经济合作治理，形成国家数字经济与全球数字经济相互促进循环发展的局面。中国政府大力投入布局新基建，为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数字技术实现了从引进模仿创新、追赶创新到原始创新的巨大转变，为中国从掌控局部数字技术到掌控全域数字技术提供了基础条件，能有效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绝不是封闭式发展，而一定是与全球数字经济形成循环演进的发展模式

    整合全球数字经济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加快整合全球数字经济可以有效聚焦国际国内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数字科技、创新活动协同创造的结果，是以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等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活动，使得数字科技创新能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发展全过程，涵盖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各个层面。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创新主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虚拟空间，拓展了创新活动的实体边界，为整合跨国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整合全球数字经济能确立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引领地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绝不是封闭式发展，而一定是与全球数字经济形成循环演进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数字经济通过规模优势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全球数字经济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个体特征数据信息需求与数字技术，提升中国数据综合处理能力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国应布局跨国的多源数据中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实现全球数字人才在数据中心的流动，夯实国际国内数字技术创新互动交流的基础，为中国与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

    二是加快整合全球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国际国内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实现全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产品经济最大的不同是数字经济可以依赖部分数字技术与大规模的实体制造业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规模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通过数字经济市场催生全域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整合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是通过实体制造业的个体特征需求形成的全球数据信息综合处理能力与数字产业体系，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符合其个体特征的产品，形成依据数据信息需求特征开发数字技术的模式，使得创新链围绕产业链加速实现产业数字化过程，形成快速敏捷的全球产品供给能力。当前，应强化新基建的力度，在新基建较快的区域实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此催生基于数字技术基础的新型业态，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中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样本，通过中国的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弥补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

    三是加快整合全球数字经济可以重塑全球数字技术贸易规则，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提供可行性方案。数据信息的需求具有个体化特征，因而反映在产品需求上使得产品具有个体化的特征。哪个国家越早拥有基于个体需求特征的数据综合处理的技术能力，就会越早实现产业数字化，并拥有制定新的国际贸易产品竞争规则的能力，避免同质产品的过度竞争。中国加快整合数字经济可以形成以个体特征用户数据信息需求为基准的全球供应链，通过数字技术贸易为全球贸易规则提供可行性方案，还可以扩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字技术产品贸易规模，增加更多合作机遇。

    要适时开发具有技术、成本比较优势的数据信息融合技术，提升中国数字技术兼容全球数字技术的能力

    我国整合全球数字经济需要具备三种支撑能力。

    一是构建基于数据信息需求响应的数据综合处理平台的支撑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数字经济正在从数据信息供给偏好向数据信息需求有效利用转变。数据信息需求是以某种特定的需求行为活动产生的基于对行为活动的记录。初期的数字信息具有特征化、结构化与标准化等特征，通过特定数字技术对数据信息进行记录与加工，产生某种关联的经济效应。数据信息综合处理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多元复杂性数据信息的应用范围，数据信息生成与数据信息需求互动使得数字经济更加关注数据信息需求有效利用。数据信息综合处理的分工体系突破了时空限制。在空间上，数据综合处理的各个分工环节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如数据储存可以设置在电能产量高，地区较为寒冷的地方，降低数据信息储存与运算的耗能成本；在时间上，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可以设置在全球数字技术人才丰富的地区，利用国际时差保证数据中心的不间断运行，可以有效降低劳动报酬成本；信息融合可以设置在实体制造业发达的地区，降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投入成本。

    二是构建全球数据信息交易的规模市场的支撑能力。数据信息交易需要有大量的基础数字信息产业的前期投入，需要政府、市场与企业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规模较小的数据信息交易市场难以支撑数字技术迭代更新造成的数字信息产业的基础投入。中国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交易市场为数据信息交易的规模市场提供了方便，通过推动建立基于中国的全球数据信息交易的规模市场，可以分散基础数字信息产业沉没成本，加速形成中国整合全球数字经济的能力。

    三是构建多层次的高层数据信息融合的支撑能力。高层数据信息融合是面向多层次、多方面、多粒度、多阶段数据信息的综合处理过程。高层信息融合需要构建起非线性关联的信息摸索、捕捉、挖掘、分析与应用的能力，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高层数据信息融合能形成数据信息处理的综合优势，有效感知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生成更为准确可靠的用户需求的数据信息，为国家社会生产提供决策依据，适时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以适应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中国整合全球数字经济要在高层信息融合的方法、分析数据信息的手段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逐步建立起大容量、非结构、非通用性数据信息的融合能力。高层数据信息融合技术还涉及多学科交叉技术的应用，要适时开发具有技术比较优势与成本比较优势的数据信息融合技术，提升中国数字技术兼容全球数字技术的能力。

    数字经济已经覆盖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各个层面，通过数字技术创新链推动实体经济产业链结构升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产品供应链体系，实现数据交易与产品交易市场经济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有助于中国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协同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陈建华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熊凤平系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副教授；陈波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